日本的远古时期，与我们一样，虽产生了自身的语言，但却没有相应的文字记录方法，因此只能利用口耳相传以及后来的“绳文记事”来传述、记述事情、事件等。据日本史记载，大概在汉魏、两晋时期，先是当时的倭国与曹魏有了朝贡往来，汉字也随之传入日本。随后，应日本第十五代应神天皇之邀，一位叫王仁的学者带着儒家经典《论语》和《千字文》由朝鲜半岛来到了日本，并当上了朝廷的宫廷教师。于是，很多人都向他学习汉字，据说，这个记载就是日本正式学习汉字的开端。
汉字传入之后，日本人以汉字为用，渐渐形成了“文言二途”机制（即口语使用本民族语言，书写时使用汉文）。不过这样一来，问题来了：口语属于日本民族自古以来传承的语言自然没有问题，而文字体表述就出现了词不达意、汉文记录日语不足等问题。那么，日本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古事记》编者太安万侣（朝臣安麻吕）在《古事记》的序文中写道：
“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
这篇序文点名了日本彼时已开始采用以音读、训读两种方式来成文的方法，这也是日语“假名”的诞生原委。不过，斯时因平假名、片假名尚未出现，故此，当时所有的文字记载全为汉文，只不过让真正的汉人看来有时会懵圈而已。如一字一音的万叶假名“八方芳房半伴倍泊波婆破薄播幡羽早者速葉歯”以及后来的“侯文”（文言文）中的“御座候间乍惮休神可下候时下追追寒气募”等，这些汉字假名，单只从字面看上去，对于我们来说就只能用似曾相识来形容了。
因日本最早的文字源于中国，这导致其古籍或古代，乃至近代侯文的公文、书信体基本皆以汉字写成，不过由于古代汉文经典的文言文极为难解，汉字笔画又多，这对于当时连文字都不曾有过的日本人来说，非常难学，这就间接造成了只有不差钱的皇族、贵族阶层能够识字并书写，而大部分民众均因无条件学习而成为汉文文盲的结果。
而公元七世纪的宫廷及贵族女人当然是有条件学习的，据说她们没事儿就以抄写《万叶集》来打发时光，写着写着，无形中便简略了汉字，变成类似草书的字体，积年累月，就形成了“平假名”；而另一方面，要学汉文的宫廷子弟等，为了将汉文念成日本固有语音，就在汉文旁加上种种拆解汉字而成的助词与记号，这些助词与记号，则发展成为了“片假名”。可以说“平假名”是为了女性书写和歌、物语而诞生，故此也成就了日本古代所谓的“王朝女流文学”；“片假名”则是为了解读汉文而出现。以其出世时期计算，片假名比平假名要晚面世200余年。有趣的是，平假名的创始人是女性，片假名的主要书写者则为男性，不过，也正由此，日语的文面表述在九世纪正式形成了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共同组成的形式，这也被后世日本学者认为是日语“脱汉”风潮之始。
此后，日语的这种文面表述形式一用至今，不过在江户中期，随着西方文化进入日本，尤其是西方靠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组成的语言文化就能发展到先进如斯的事实，刺激了幕府的有识之士们，于是，关于日本语言的“废汉”声音再起。当时的“御侧御用人”、朱子学者新井白石在他所著的《西洋纪闻》中写道：“字母仅二十余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其妙天下无遗音……汉之文字万有余，非强识之人，不能背诵。且犹有声无字者，虽云多，有不可尽所，徒费其心力”云云。同为江户中期的天文学家见亦在其《町人囊底拂》中则批评：“唐土之文字，其数多、甚难，为世界第一，外国之文字亦通达人用万事，无不足。”素有语言学家、国学大师之称的本居宣长也宣称：“中国、印度话乃不正之音，有別于由五十音构成的‘皇国正音’”云云。而这些言论又被披上神秘色彩，提出日本本土语乃得自神传的说法，这更增加了日本学界对汉字的怀疑态度。此时，也可以说日本“反汉学”的思潮已经开始蔓延开来，只不过尚只停留于学术讨论的范畴而已。
江户末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日本文字改革已在酝酿之中。当时，西洋文化借助荷兰人经由长崎进入日本，日本人把它称为“兰学”。当时的兰学家们发现，即使与荷兰语相比，汉字也实在过于复杂。于是，在1866年（庆应2年），日本邮政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号称“日本邮便之父”的前岛密向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提交了《汉字御废止之议》，请求废除汉字。他也因此被誉为“首倡废汉字第一人”。前岛密在该封上书中除了批评汉字“繁杂不便，宇内无二”外，亦进一步批评日本的崇汉思想，指责日人历来只学四书五经，把日本古籍视为末学。他说：
“值此国事多端之秋，大家都在讲求救国之策，我的议论好像有点迂远。其实不然，救国之本在于教育，而教育应不论贵贱士庶、普及到全体国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简便易学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汉字、汉文，难学难用，因而学习的人很少。有限的学生，又不得不把少年时代的宝贵光阴耗在认记汉字的音形上。少年时代应该是讲求事理学问的好时光，如今却为学习这种无用的古学而磨钝了精神感性，這实在是件可惜的事……”
此外，他还呼吁国民抵制“魔语贼言”，提出废除汉字以救国，改用言文一致的假名。
前岛密之所以在日本倡废除汉字，甚至把汉字形容为“魔语贼言”，据他说是一位叫威廉的美国传教士使他茅塞顿开的。威廉说他在咸丰年间曾经去过中国传教，当时他在教塾里看到过许多孩子高声朗诵圣贤书，孩子虽然看不明白理解不了，但却仍然在死记硬背这些艰深文字。于是，威廉就想到：中国本来地大物博，却落得国势萎靡、风俗野蛮，受西洋欺侮，根源就应该是艰深的汉字在作怪，使得中国孩子打小儿光顾着学习这些古圣贤书，而无暇顾及其他，从而致使中国不发达。而当他漂洋来到日本后，又发现了日本人居然也在使用艰深的汉字，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就向日本人指出了汉字的所谓危害。于是，也就有了前岛密的《汉字御废止之议》出世。不过，前岛密的上奏明显没有得到幕府的重视，无奈，德川幕府倒台两年后，即1869年（明治2年），在日本文化以及社会全体充斥着西洋化的风潮下，前岛密又弄出了一个《废汉字私见书》开始向明治政府的“集议院”兜售他废除汉字的“建白”（建议）。至1872年（明治5年），前岛密又搞出了一个《学制施行之先国字改良相成度卑见内申书》提交给明治重臣岩仓具视右大臣和当时的文部卿大木乔任，可见其废汉字心情之切。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受威廉传教士启发，认为：日本人的知识之所以低下，国力之所以低下，乃是因为本来拥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却还和衰退的中国一样仍然在使用着难解的汉字之故。
其实在当时，与前岛密持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认为日本的“假名革命”是不彻底的。他们发现西洋字母只有二十六个，而日本的假名却有五十之多，于是，他们认为己经多出的二十几个假名再加上笔画繁复的汉字，日本语当然只能是笨重之极的语言了。由此，这些人得出结论：使用如此笨重语言的日本人，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洋？
有了以上这些史实，后人总结出了“汉字废止论”在幕末明治初期甚嚣其上的三点原因：首先从政治面上，明治统一国家的建立和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为“汉字废止论”出现提供了基础；其次，从经济面上来看，经过与西洋诸国的接触，日本人注意到了相对于西方国家自己经济、技术的大幅落后，这让他们开始反思本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以一种任何人都能容易掌握的语言来普及国民教育乃为当务之急，这也为“汉字废止论”提供了市场；第三，从意识形态上来看，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进入，导致形成了日本社会全体的西洋崇拜风潮，这也成为了“汉字废止论”被更多人接受的直接原因。
到了1883年（明治16年），主张只用假名的势力最终聚合到了支持日语完全假名化的皇族有栖川宫威仁亲王麾下，成立了由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任会长的“假名会”。据说这个假名会最多时有5000余名会员，要知道，这5000人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囊括了各界的精英人士，可见当时主张废汉字势力之庞大、成分之高级。该会为扩大影响，还出版了《假名向导》杂志，编撰了只用假名的字典，由此也可见这个“假名会”的雄心壮志还真就不可谓不大。其实，受那场净化日本语运动之影响，当时的出版界已经开始出版完全以假名写就的书籍，现在市面上虽然几乎不见，但如果去国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还能找到当年那些完全以假名出版的书籍。
当时非只汉字中枪，即使是对本国的语言体系，也有一批人开始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汉与洋同，皆为他邦”，既然汉字和罗马字都是外来文字，而前者复杂难修，后者简单易学，那么，既然废除汉字了，那不如干脆彻底点连假名也一起废了。去繁就简，使用罗马字。以此思路，这批人主张全面废除汉字、假名，转为使用“罗马字”。其代表人物为土佐国（今高知县）出身的汉学家、罗马字首倡者、《修国语论》著者南部义筹，他和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启蒙思想家西周及文学博士外山正一、理学博士矢田部良吉等于1884年（明治17年）组成“罗马字会”，推行以罗马字标识的日本语。这场罗马字运动自然难以得到持保护日本传统文化观念的统治阶层的支持，因此该运动虽然不温不火地持续了数十年，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不过，让南部义筹等得以告慰九泉的是，他们主张的罗马字现在仍在用来标识日本语，他们的梦想也算实现了一半吧。
凡事皆有正反两面，废汉字化亦然。幕末、明治初期的著名汉学家川田甕江就是主要的反对派。他在著述《大越史记全书》序中写到：
“安南（越南）与暹罗（泰国），地相近也，风土相似也，疆域、人口相若也，而安南削弱，为佛人所制。暹罗則则物饶政举，颇至富。庶论者求其故，不得，乃曰：安南用汉字，通观宇内，凡用汉字之邦，委靡不振。呜呼！果如其言，则印度既亡，暹罗何以用其字；罗马既亡，欧米各国何以用其字。盖尝考之，国势之振不振，在乎自强与倚人。自强者畜财练兵，事主实效；倚人者籍力大国，务张虚威…… 从时厥后，世运变迁，虽不可取古律今，而其籍力大国，不能自强者， 既已见衰兆于数百年前。参以暹罗纪行，则彼此得失，不难辨焉。论者其勿罪汉字可也。”
观此序文，逻辑严谨，举证有力，不失为一篇为汉字辩护的经典文字。可见，当时拥有远见卓识之人还是大有人在的，而末期幕府和明治初期新政府，在废汉字这件事儿上也没见有多么上心，由此似乎也可略窥到政府层面的思虑。
明治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但他同时认为完全废除为时尚早，所以应当从常用汉字中精选一部分用于教学中。为此他在其著作《文字之教》中提出“汉字使用限制论”，认为应把难懂的汉字的数量限制在二至三千为好。此论得到了政府层面的积极响应。1900年（明治33年），明治政府颁布《小学校令改正》，开始在普通小学设“国语”科目，并限定小学教授的汉字应在政府规定汉字表的1200字之内。至此，在近代日本学界诸多学者的推动下，以政府层面开始推行的小学改革为标志，日本的汉字存废问题以“限制汉字使用”这一大致发展方向落下了帷幕。
至1902年，日本政府又成立了一个叫做“日语调查委员会”的组织，这一般被视作日本汉字改革的开端。此后，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委员会在1923年（大正12年）又颁布了《常用汉字表》，规定常用汉字为1962个；1931年（昭和6年），根据《关于常用汉字表及假名遣改定案的修正》，常用汉字减少了147个，增加45个，最终定为1858个；1942年（昭和17年），国语审议会有把常用汉字较少为1134个；到了一九四六年（昭和2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推出了《当用汉字表》，常用汉字得到增加变为1850个；至1981年（昭和56年），国语审议会再颁《常用汉字表》，规定常用汉字为1945字；2010年（平成22年），日本文化审议会发布《改定常用汉字表》，汉字数又得以增加，确定常用汉字为2136字，这一规定也被一直沿用至今。
观日本人使用的常用汉字历史，自前岛密在幕末提出《汉字御废止之议》以来，共经由了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平成、令和六代天皇，汉字在日本一直被增增减减，可谓是历经磨难，不过，让人值得欣慰的是，毕竟汉字没有被废除，假名也没有被废除，罗马字最终也未能一统江湖。日本汉字、假名的格局表面上走的一直是伊藤博文提出的老路子，即逐步减少，日本人使用的《常用汉字表》就是这一路线延伸到今天的产物。不过，伊藤博文如果地下有知，兴许会心生懊恼，因为日本汉字减到今天，非但没能依照他的意愿减少，倒是愈见增多了，而且“和制汉字”都造出来了，还越来越多，正是时势造“汉字”，非人力所能为也。
事实也正是如此，纵观世界文字历史，就会明白汉字的独特地位，汉字虽出自中国，但自古就是东亚诸国共有的文化财产，越南、韩国、日本乃至现在的新加坡等可以说都是属于“汉字文化圈”，虽然各国的汉字发音有所不同，但文字却是相同的，这也使得虽然语言不通，但在这些国家即使使用最原始的笔谈，也是可以解决交流问题的，而且，通过汉字，中国儒教也确实影响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一至而今。即使现在越南、韩国已经极少使用汉字了，但通过汉字学来的儒家思想却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而且据说虽然韩国表面上使用的汉字已经极少了，但在祭祀场合使用的祭文仍然完全是汉文。日本就不用说了，不仅有2136个常用汉字在日常使用着，而且一些汉诗、汉字古文甚至仍然作为小学、中学的教材被使用着……
此外，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和制汉语”，在幕末引进西洋文化时，为解决无法对应西方新概念的问题，日本就开始新造“和式汉语词汇”以对应了，如文化、文明、民族、思想、法律、经济、资本、阶级、警察、分配、宗教、哲学、理性、感性、意识、主观、客观、科学、物理、化学、分子、原子、质量、 固体、时间、空间、理论、文学、电话、美术、喜剧、悲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等等，都是日本人造出的“和式汉语”，这些，不仅让日本人更加准确的把握、理解了西洋文化的真髓，而且还惠及汉语元祖的中国，以目前中国使用的无数“和制汉语”，真不知如果没有了这些和制汉语词汇，我们还能不能准确的用汉字完整的表意……
总而言之，值得庆幸的是，汉字在日本没有被废，而且还在逐渐增多（包括“和制汉语”）；电视里也时不时的会看到“汉字游戏”的节目。而最为引动所有日本人关心的每年年关将至时，由京都清水寺大和尚挥毫写出的最代表当年世相的汉字，更是让日本人兴趣盎然，甚至早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开始猜测当年的汉字是啥，这也可以说是能集所有日本人关心于一字的最典范之汉字了。
从去年初开始，日本新冠疫情肆虐，至今未息，因此，“灾”字众望所归，成为了代表去年世相的汉字，由此也可见，汉字在日本之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趣的是，好像近两年在我国每至年末也搞起了最能代表当年世相汉字的筛选活动，这似乎又是日式汉语习俗的“逆输入”（反进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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