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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疫要靠年轻人的“利他心”?

日本华侨报·2021-02-01 09:05:00·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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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紧急事态宣言”对于疫情的抑制效果有限

◆《日本新华侨报》记者 王亚囡

2020年4月至5月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第一次发布“全国紧急事态宣言”。伴随着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2021年1月7日,日本菅义伟政府又宣布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那么,独具日本特色的“紧急事态宣言”,其效果究竟如何呢?

日本战疫要靠年轻人的“利他心”?

经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渡边努表示,“‘紧急事态宣言’对于疫情的抑制效果有限,第二次,可能收效更微”。他还表示,即使日本政府对《新型流行性感冒等对策特别措置法》进行修改,加重惩罚的力度,依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渡边努,1959年生人,自东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渡边努的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物价和经济政策是其研究的重点。2011年成为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并于2019年起,担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部长一职。渡边努和他的研究团队,针对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宣布的“紧急事态宣言”的收效进行了调查。他们根据日本最大电信服务商NTT采集到的移动手机的定位数据,通过对比人们在日本政府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前后的出行率,得出以上结论的。

这样,问题那就来了,日本经济学家的看法为什么如此悲观?

首先,日本政府第一次的“紧急事态宣言”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人们减少外出的原因,包括“指导效果”和“信息效果”两部分。其中,“指导效果”既指日本政府推出的防疫新政等举措的收效,而“信息效果”则是指人们根据自身得到了感染者数字、死亡率等信息而自发的采取行动。

据NTT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日本政府发布第一次“全国紧急事态宣言”后,日本全国的出行率降低了8%,但是在东京都则降低了60%。这一巨大的数值偏差,也揭示了由于疫情的突然出现,感染者激增,人们担心医疗崩坏而主动改变出行习惯,并非是基于国家的抗疫新政。

其次,与第一次“全国紧急事态宣言”相比,1月8日生效的第二次部地区的“紧急事态宣言”,收效甚微。渡边努认为,由于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仅仅是对餐饮业进行约束,相对第一次的范围有了极大的缩减,因此,这次的收效也很可能要大打折扣。

另外,日本政府第一次发布“全国紧急事态宣言”时,民众对于新冠肺炎病毒的特性知之甚少,因此,自觉自发的减少外出和聚集。然而,当下,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了解到与普通流感相比,新冠肺炎病毒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并不高,因此,他们相对地放松了警惕。

日本战疫要靠年轻人的“利他心”?

民众根据新增感染者数字而做出减少外出的判断,研究者将之称为“敏感度”。这一数值在2020年6月,即日本政府第一次“全国紧急事态宣言”结束后曾达到峰值,其后就一路下降,即使在夏末出现第二波疫情时,日本民众的“敏感度”也没有提升。“敏感度”的降低,表现在各个年龄层。20岁至30岁之间的青年人,其降低程度尤胜于60岁至70岁之间的高龄者。

正因为这样,当第三波疫情来袭,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病毒的认识越来越清晰透明,靠人们的恐惧心理,来起到防疫的效果,已经不现实了。“敏感度”和“重症化”双低的日本年轻人,是“吓”不退的。这个时候,唤起他们加强个人防护、以保护他人不被传染的“利他心”就非常重要。

再次,即使日本政府修改法律法规以增加强制的力度,也并不能改变防疫的收效。尽管日本政府表示,将对那些不按要求缩短营业时间的店铺进行处罚,然而,事实上,人们更担心病毒带来的不景气,而不是处罚。相较于目前的处罚力度,有些店铺甚至会在权衡罚金和营业额之后,选择接受处罚。另外,参考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调查结果,美国的封城举措,对于抑制出行的效果是7%,这一数值与没有任何强制措施的丹麦几乎相当。因此,处罚措施对于防疫并没有太多收效,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识。至于说,利用国家的强制手段来管控人们的出行,在日本也是难以实行的。那么,目前,最有效的,就是唤起日本年轻人的“利他心”了。

如何唤起“利他心”呢?日本政府除了在及时公布感染者数量之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手机的定位信息,揭示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人感染和聚集的情况,呼吁年轻人及时“规避”,以免给老弱病残等群体带来风险。因此,大力发展数字化,充分利用数字信息造福民生,是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日本战疫要靠年轻人的“利他心”?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不久前,为了避免人员聚集,疫情进一步恶化,曾这样呼吁“年轻人,这是你们和祖父母共度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出现啊!”

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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