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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泉议员结婚为契机,再次思考日本“男性育儿休假”

二七·2019-08-10 17:18:00·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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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男性育儿休假”的实施,最重要的是要营造可以表明自己的意愿和可以自主选择的环境。

以小泉议员结婚为契机,再次思考日本“男性育儿休假”

小泉进次郎是否会宣布自己将申请育儿休假?

今年6月,日本自民党议员联盟宣布要确保男性育儿休假义务化。截止到今年6月为止日本男性的育儿休假率比去年增加了1.02%,达到6.16%(2018年度雇佣均等基本调查),但想要在2020年达到男性育儿休假率13%的目标仍然有点困难。

在此之前,日本厚生劳动省一直致力于提高男性育儿休假率,但大部分措施都是半途而废,未能取得有效成果。

为确保男性的育儿休假义务化,首先应该引导男性正确看待育儿休假。其次,企业也应该理解男性育儿休假的意义,为劳动者提供自主选择的环境。

迄今为止,推进男性育儿休假的措施进展不顺?

厚生劳动省在2009年实施的育儿·介入护理歇业法修正案中导入了“夫妇育儿休假制度”和“爸爸的育儿休假再取得制度”等,在促进男性育儿假取得的同时,也致力于启发男性的育儿休假意识。但是,在“夫妇育儿休假制度”中,原本父母只能休假看护儿童到1岁,改为了到儿童满1岁零2个月之前,父母都可申请育儿休假。但是这延长的“2个月”时间的激励措施,似乎对于提高男性育儿休假取得率没产生什么效果。

以小泉议员结婚为契机,再次思考日本“男性育儿休假”

2014年,为确保育儿休假期间的收入补偿,政府修改了《雇佣保险法》,倡导在获得育儿休假后的6个月内,将育儿休假补助金从原来的50%提高到67%。这样一来,加上免缴社会保险费,实际上可以补偿约80%的收入。虽然该制度的引进毫不逊色于北欧和德国的补偿制度,但是却无法消除男性对于育儿休假的抵触感,也没有达到提高男性育儿休假率的目的。

另外,2017年10月,为了应对城市“待机儿童”(指那些想进的托儿所却由于人手不足等原因,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入托儿所的婴幼儿),政府决定将在孩子满1岁6个月之前,父母都可申请育儿休假,改为在孩子满2岁之前父母都可以申请育儿休假。不过,由于两年内夫妻双方中只有一方可以取得该休假福利,所以事实上比起男性女性更有可能获得该休假福利,因此该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男性育儿休假起到了负面作用。如果妻子取得了2年的育儿休假,女性们今后仍难摆脱育儿、做家务的固有观念。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的话,两年时间内不在工作岗位上,这将对职业生涯造成巨大的损失。

“女性获得两年育儿假”的重要性和“男性获得两年育儿假”的重要性到底是否一样呢?当然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大多数的劳动者,特别是男性并没有这样认知。

近年来,男性育儿休假率从2016年的3.16%、2017年的5.14%上升至今年公布的2018年的6.16%,虽说也在逐渐上升,但如果继续采取这样效果甚微的措施,那么接下来取得的效果仍然是有限的。缺乏社会震慑力,且难以渗透到企业和劳动者中。

据悉,厚生劳动省的“全职奶爸计划”预算会根据年份的不同而变动,但每年最多就数千万日元。由于预算以及实施能力有限,这一计划虽然对于一些大企业和致力于先进工作的中小企业来说大受欢迎的,但还未引发社会热潮。政府以及负责该计划的部门都在允许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努力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难以扩大预算规模的原因是,管辖育儿休假的雇佣环境·均等局(旧雇佣均等·儿童家庭局)以及管辖长时间劳动者的劳动基准局这两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一起行动。因为在“在平衡生活和工作”方面,只靠单方面的努力是很难取得有效成果的。

为提高男性育儿休假率,抑制长时间劳动是关键所在。同时为了抑制男性的长时间劳动,引导男性正确看待育儿休假也显得愈发重要,但这一点却在具体的措施中被排除在外。

直到今年4月实施了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其中规定了长时间劳动的上限。今后随着劳动时间的减少,愿意为家庭付出时间的男性自然而然会有所增加。关于取得育儿假,今后即使不采取具体的对策,男性对于育儿休假应该也会有新的认知。但是现在也不是甘于现状的时候,为了提高男性育儿休假取得率,更重要的是将政策的重心放在男性身上。

“男性育儿休假义务化”带来的结果

从这次大胆实施新政策的举措来看,“男性育儿休假义务化”值得称赞的,但仅仅只是政府在努力的话,政策效果也会很弱吧。

关于此次男性的育儿休假义务化,说到底是公司有义务促进劳动者取得育儿休假,但并不意味着劳动者有义务申请育儿休假。但是,如果员工不能完全理解育儿休假的宗旨,而公司方面却强迫让员工取得育儿假,那么可能会出现“虽然取得了1周的育儿假,但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也没能做”的情况。虽然也被指出可以采取“父母班级”等对策,但是如果不想变成“只是因为公司指示才获取育儿假”的状态,就必须实施男性育儿休假义务化的相应措施。

或许,对于这种义务化的讨论,经营者团体很难采取重大举措,但是为了不半途而废,有必要参考男性育儿休假者较多的企业,也要采取提高企业积极性的奖励措施。为此,与刚才指出的抑制长时间劳动的措施相结合也是很重要的。

有人担心,作为权利的育儿休假被“义务化”,是否会削弱劳动者的独立性。

同样作为劳动者权利的年度带薪休假取得率(2017年的年度带薪休假取得率为51.1%)也丝毫没有提高,从4月份开始实施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中,规定企业有义务给予劳动者5天的带薪年假。劳动者自身行使权利,因为“想休息”所以向公司请假,但是大部分劳动者是因为“公司规定,没办法就休息了”,这也许也能起到让身心休息的作用,但实际上这种休假只是公司的意思,并不是劳动者自己的意愿。

关于“男性育儿休假义务化”,为了不使其变成与带薪休假同样的状态,应该努力保住劳动者自主选择的权力。

无论是“育儿休假”还是“年假”,请假的劳动者都不在工作岗位上,所以为了填补这样的劳动者缺口,企业们应该谋求信息共享,致力于职场工作环境的改善。如果是育儿休假,法律上规定提前一个月向公司说明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有向公司提出育儿休假申请前的几个月时间,所以在这期间要好好工作,这样一来申请育儿休假就可以成为提高业务效率的契机。正因为如此,在职场中常规性地存在育儿休假和年假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因为“育儿休假”这个名称,所以会给人留下和“年假”以及“带薪休假”相同的印象。但是关于后者,一整天发呆也没事,但前者却不是这样。因为如果妻子提前回到工作岗位的话,独自申请育儿休假的男性,不仅是一个人养育子女,还是一个人做家务,所以无论如何育儿以及家务能力都能得到提升。以前, “育儿休假”并不是叫做“育儿休假”这个名字,而是主张把专门为育儿而请假的时间改为“育专”比较好。不要把“为了育儿而向职场请假”这样的把“职场”作为宾语,而是“为了育儿而专注家庭”这样的把“家庭”宾语化是很重要的。

另外,如果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才取得育儿休假的情况,取得育儿休假的男性就要负责照顾第一个孩子,不给刚生完孩子的妻子添麻烦。

但是,如果是照顾第一个孩子的情况,根据孩子成长时期的不同,如果是刚生完孩子的话,夫妇俩就会一起分担育儿和家务,所以夫妇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重要。如果夫妻双方平时就经常进行交谈,那么在这期间夫妻双方就能一起提高关于育儿和家务的能力。

相反,如果夫妻双方都认为妻子掌握育儿和家务主导权的话,丈夫很容易处于等待指示的状态。如果丈夫对育儿、家务的积极性很高,妻子就会对丈夫下达指示。如果能够切实感受到丈夫技能的提高的话,那么妻子对于丈夫的信赖度就会提高,在育儿休假期间学习育儿、家务的技能,夫妻之间就会共同感受到在家庭中丈夫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丈夫在育儿、家务方面处于可以与妻子处于互相独立的状态。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的辛苦。

但是,如果丈夫对育儿和家务的积极性很低的话,刚开始妻子还会对丈夫发出“做这个,做那个”的指示,但是,后来渐渐对无法满足期待的丈夫感到不满。育儿休假也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于是就会产生了“丈夫给家里麻烦”的情况,丈夫没有赢得妻子的信任,并且在还是育儿休假期间就重返职场了。育儿假期越短,丈夫在这段时间就越需要得到妻子的信赖,因此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如果丈夫重返职场的话,育儿、家务的压力几乎都压在妻子身上,由此可能会引起妻子的不满。

因此,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要在提高丈夫的育儿积极性之后,再让其取得育儿休假。如果不启发男性对于育儿方面的意识,而是一味地向企业施压,可能会给企业本身带来繁杂的工作压力,虽然育儿休假取得率会有所提高,但也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一段时间。

另外,在讨论男性育儿休假义务化的时候,也有人指出,如何补偿收入的问题。育儿休假期间,会从雇用保险财源中支付育儿休假补助金,虽然能实现80%的收入补偿,但是如果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的话,就只能依靠丈夫的收入。虽说只是一段时间,但从在公司的催促下“获得育儿假期”之后,实际上收入确实会减少,因为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申请休假,所以对于收入减少的不满情绪会更加高涨。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采取了在取得休假后的1个月,免缴社会保险费的同时还要进行100%补偿等措施。

育儿休假的重要性

近日,传来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小泉进次郎将与人气主播泷川雅美结婚的消息。泷川小姐目前已经怀孕,预计将于明年1月生产。

这次,对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小泉进次郎议员如果宣布获得育儿休假的话,无疑会让社会重新思考“男性育儿休假”的意义。这比起实施自民党的“男性育儿休假义务化”政策,或许更能有效地引导男性主动选择育儿休假。

当然小泉进次郎议员也可以选择不休育儿假。因为国会议员不是普通职员,所以也有不同的对策吧。育儿休假期间可能也会有举办重要的国家会议,如果申请了育儿休假,在这期间有可能就不能参加投票表决。作为国民代表的国会议员,不能代替民众表达想法的这一立场也许会遭到强烈的质疑。但是参与表决这种事情,如果想做的话也可以实行代理表决的措施。就像小泉进次郎自己所说的,与刚出生的孩子踏踏实实地一起度过1、2个月是不会再有的美好体验。国会议员的作用不是只有投票表决,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带头展示“男性取得育儿休假”的意义不是更重要吗?

在自民党推进“男性育假义务化”的情况下,今后小泉进次郎的选择将备受关注。但是,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有选择不申请育儿休假的权利。

对劳动者来说亦是如此。因此,在是否选择“育儿休假”方面,最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职员们能够按照意愿自主选择的社会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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