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建投书局客（ID：shujuke），作者：唐文森，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话虽如此，沉默却并不会换来安稳。至少对我来说，沉默不会让我幸福。
——伊藤诗织
楔子：人力有时尽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伊藤诗织起诉山口敬之“强制性行为”一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
如此结果，来之不易。诗织之勇，千难万难，在日本以至世界也仍属稀有罕见。她身为性侵受害人，为此付出巨大的勇气和努力，经过长达四年的坚持，其意义远超出个体诉求。
现实的司法总有不足，遗憾仍显而易见。拿伊藤案来说，原本是以强奸立案的刑事犯罪，却莫名其妙取消逮捕，而后检方判定不起诉。由刑案“降格”民事诉讼案后，原诉求的赔偿1100万日元，最终被判赔330万。而被告山口敬之，却仍逍遥法外，且在媒体大放厥词，表示对判决“不能接受，要上诉！”
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妥协了局。更为关键的是——“黑箱”始终未破，此类事件重演的危险仍然存在。
#MeToo, #WeToo
不幸中的微幸，#MeToo运动已然如火如荼。虽远未成熟结果，也可算开花。伊藤诗织以《黑箱：日本之耻》一书记实，在出版上大获成功；同名BBC纪录片《日本之耻》亦影响非凡。#MeToo运动始于西洋，伊藤像是在东亚的接力者。察其始末，伊藤的发布会（2017年5月）甚至早于Alyssa Milano等人的发起（2017年10月）。唯叹伊藤之寡助艰难、日本女性所处社会环境之糟。
在文艺界，仿佛与司法现实相呼应般，星星点点，亦始燎原。自述性质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作家林奕含自杀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在国内尤受热议，开始长期高居于各种书单榜单。影视作品《熔炉》《素媛》《韩公主》《嘉年华》等相继推出，女孩遭受性侵的隐秘真正引起关注探讨，达到前所未有的现象级。
而后，《女人无名》《冬将军来的夏天》等作品相继出版，或以纪实，或以小说，直接书写性侵案件和案后的痛楚。进而，《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等作品绕过这种直接，而试图于无声处听波澜，探讨不幸背后的成因。按此思路，犯罪是偶发的，而受伤背后的二次伤害和放大痛苦则是必然的。一定存在某种问题，不在于个别犯罪，而在于更广泛的社会土壤中。
2018年，伊藤诗织为《黑箱》法文版作序“#MeToo以来的一年”。或许是因为同感于威胁之普遍、受众之广泛，伊在文中明确提出“不做旁观者，无论怎样的骚扰和暴力都绝不容忍”理念，亲力发起#WeToo。该文见收于中文版《黑箱》附录。我想，这是#MeToo的延伸和升级。
及此，可能每个读书人心中都已生成一个共同主题、却又模糊的书单：关于女性，关于弱者，关于或隐或显的种种侵犯，以及其或有或无的救济。
2020年惊蛰前后，南大社守望者新书《隐痛》面世，为这份书单扩增了重要一本，亦使书单主旨更为廓清。正因其踩准了这闪烁不定的痛点，使模糊的真相逐渐清晰。今天，我们依旧有必要回顾这些有关女性、有关弱者所受侵害的种种问题，通过这些代表作品的接力，走进女性们的怕与爱，追问痛苦的根源。
以《黑箱》戳破黑箱
《黑箱》不愧为第一流的非虚构作品，但也是蒙受黑影、暗暗滴血的作品。如果是要切己体察，方得佳作，那么这样佳作的代价未免也太大。据书中描写，前因后果全程回顾如下：
● 2013年，伊藤在纽约学新闻，结识时任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
● 2014年，伊藤给山口敬之等媒体前辈发送求职邮件。山口积极为她引荐工作。
● 2015年，伊藤毕业回到日本，供职于路透社。其后考虑回美工作，遂联系山口，询工作机会。4月，山口以谈工作为由邀约晚餐，伊藤少量饮酒后失去意识，醒来发现正遭受山口侵犯，后报警。6月，检方签发逮捕令。6月8日实施逮捕当日，受警方上级长官命令取消逮捕。后案件移管，原办案警员和检察官调离。
● 2016年8月，检方以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伊藤自主调查，预备上诉。
●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实名公开露面召开记者会，公开指控山口敬之。9月，东京检方驳回上诉。同月伊藤提起性侵民事诉讼，山口敬之以损害名誉反诉。10月，《黑箱》面世。
● 2019年12月18日，伊藤诗织民事胜诉；法庭驳回山口敬之的反诉，并判决赔偿。
案件之难，不仅在于过程曲折，更在于“黑箱”般的困境。黑箱喻指空间上的私密隔绝，这是性暴力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亦是办案难点。在性侵犯罪中，一则空间隐秘，二则时间推延（受害者往往难以第一时间报警和存证），双重障碍之下，侦查条件极为不利。提取法医证据需通过特定工具实现，但这些工具在日本储备短缺，且地域分布严重不均。因此，在办案中伊藤承受了巨大压力和痛苦。
“黑箱”的第二重意义，乃指司法的腐坏。被告山口敬之身为媒体大佬，号称安倍晋三首相“御用记者”，亦是安倍传记作者《总理》作者，私下与官房长官北村滋、警视厅刑事部长中村格等“安倍系”官员过从甚密。最初笔录被抽离，关键性的逮捕横遭取消，都是对案件进程举足轻重的疑点。伊藤为此两次在中村通勤途中打招呼，后者“飞也似”地逃避。如果说渣人逞凶不过个体之恶，那么体制失道则为国家之耻。
伊藤诗织既是承受切身之痛的受害人，同时也是专业的新闻记者，优秀的写作者。她原原本本记录自身遭受强奸以来的不幸际遇，为自己也为下一个受害人，以专业笔触对于整个事件及司法后续历历纪实。她逆流而进，承受住“二次强奸”和重重压力，史无前例地为日本社会带来撕破黑箱的勇气。
可当事件成为案件，一切依然像在黑箱之中。立法滞后，司法腐旧、民情迟钝、舆论冷漠、权力干预，这些不利境况交相作用，只带来一次又一次失望。“形形色色的八卦缠身……闻所未闻的爆料，都和我的形象捆绑在一起。原本想竭力保护的家人和朋友，也被窥探、扒料，乃至到了毛骨悚然的程度。”
在中文版《黑箱》面世半年后，诗织虽终于胜诉，所得也不过一纸民事判决和些微赔偿，底限低微的救济。相比之下，现实成果更在于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借由此书厘清事件的脉络经过，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社会讨论，才是有益于公众的结果。”
可孤零零的伊藤诗织，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受巨大痛楚，一腔孤勇，也一无所得。
用《隐痛》道出隐痛
如果不进入司法呢？这种被挖空而无法复原、真空般的紧张，若是日渐加剧，将得到如何终局？《隐痛》的故事讲出一种可能性。
生活在巴黎的玛丽，拥有平稳幸福的家庭，银行的稳定工作，一切似将欣欣向荣。可是来自上级的一次无情强奸打碎了这个幻景。美好生活如此脆弱。温室平生的她，不仅难以自我修复，甚至发现难以说出口、求助于任何人，只能假装无事，在遮掩中维持原来生活的“正轨”。丈夫洛朗是个好男人，他真心关爱妻子，律师事业蒸蒸日上。但男性“理解不能”的钝感，使他尴尬错位着对玛丽投注爱意激情，这不仅无助于玛丽身心伤口的愈合，反而将伤痕撕开愈大，血色愈显。
玛丽的怀孕，加剧了她的自我撕裂。生产前后，全家人对她呵护备至，却始终无人触及真正痛点，渐渐错过一切治愈机会。频繁的心理描写中，玛丽恶意渐增，一步步走入病态，走向疯狂。受到严重PTSD影响，她无法直视自己的男孩、正常照顾婴儿。玛丽多次出现杀婴幻想，以至于，她的举止意态使得丈夫、母亲也几乎看见那闪现的可怕场景。妹妹撞破了玛丽的日记，家庭中开始充溢猜忌和不满。在发现丈夫做亲子鉴定的行为后，玛丽终于绝望，毒杀了自己、孩子和丈夫。
在最后的晚餐前，洛朗拿到了鉴定结果，十拿九稳是亲生。而玛丽至死以为孩子是强奸的产物，在错误的认定中将自己逼疯。如此荒诞，将玛丽的无助衬托到淋漓尽致，悲剧尽归于心灵的创伤与变质，而矛头终将指向这个令伤口无法愈合的、恶而不显的恶劣环境。
在前述同类作品当中，受害者自救和反抗失败并不鲜见，但真正走向死亡的却少。《隐痛》以自我毁灭极端的方式、最激烈的结果，为保护女性权益增添了文学武器。整个故事欲扬先抑，欲爆发先沉郁，用几乎整本书的篇幅来按压，弹簧压得久了，最终回弹力量大到惊人。全书以倒叙结构，先抛结果，实则消减了这一高潮震撼，却实现了问题重心向过程的进一步偏移。而这过程，才是隐痛的真谛。这位与林奕含同龄的作者，可谓匠心别具，获得了文本上的巨大成功。
译后记中表明，原作名是“下体之痛”，但各国译者和编辑都不约而同改为“隐痛”。我亦赞同此见，如此加深了隐喻，带来了层次。隐痛之痛，一层是身体，一层在社会，尤以第二层的痛最为可怕。这种痛苦是（被迫）隐秘的，因而无人共担，难以救济、甚至难以言说。男性和非受害者“理解不能”，甚至意识不到，遑论包容乃至救治。玛丽的丈夫和妹妹即个中代表。论亲密程度，论利益与共，这两位原本都是最合适的求助对象、施援主体，可他们各自都采取了最差劲的举措，一个逼迫姐姐坦白，一个去做亲子鉴定。他们遵从着文明体面的“正轨”，却越走越偏到真诚的反面，害人亦自饮鸩。
译后记有言：“玛丽死了，作为受害者，也作为刽子手。她的痛苦，之所以不能言说，在于整个社会对待强奸的态度。玛丽害怕说出真相后，每个人会改变投向她的目光，害怕对方的怜悯，更害怕对方的怀疑，甚至误解。”可见，隐痛之隐，既是主动隐藏，更是被动、被迫的隐。可以说，“隐”比“痛”本身更痛。《隐痛》乃是以文学揭发罪恶，点亮那隐秘的角落，使人们听见无声处的波澜，是功德无量。我由衷激赏。
弹性变化中的怕与爱
冥冥似有意，《黑箱》与《隐痛》势成双子结构：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一个现实一个虚构，结果迥异，而揭开表皮所面对赤裸裸的问题，却是完全一样的内质。
这个内质就是共同的怕与爱。
“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李国华在与“同好”交流时，关于为什么选择房思琪，竟给出了这样的理由。他们撕碎她们的精致，践踏她们的自尊。精致也好，臭美也好，都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正当追求，只及于自己，不碍着旁人，亦不应为旁人所碍、所侵犯。
可在病态的环境里，正常就成为非常，正当就成为不当，“精致”就别具意味，吸引和助推着她们陷入深渊。不是她们错了，而是社会病了，空气有毒。她们的所怕与所爱，便是毒物得以侵入的机会。
《隐痛》中有两句原文，是从现实叙事中突然跳开，亦心理活动亦旁白述评。
“她意识到她背叛了自己，正在自我毁灭。她已然说不清自己这么做到底是出于害怕被抛弃的恐惧，还是担心牺牲掉多年来她在情感和物质上赖以生存的舒适感，亦或是因为她对于往昔幸福生活的回忆，以及对彼此相爱的留恋。”（P51）
“她们……在有序、优越的日常生活和舒适的生活习惯中，掩藏起自己遭遇过的不幸。正是她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她们的失败。玛丽被困在所谓的‘幸福婚姻’中。”（P153）
可见玛丽眷恋往日幸福，一度也渴望自救，恢复正轨。但她对“幸福婚姻”太爱也太怕，有多爱就有多怕。当她发现无能为力恢复旧景，又无法接受新的局面，迎接新的挑战，就被困在原地，无法自拔，内心的严重失落和恐惧，使她越陷越深。
是的。她们怕孤独，爱温存；她们怕毁谤，爱名誉；她们怕受迫，爱自由。她们执着如此，归根究底，是不分性别的人性使然。
这般执着，成为一种强大韧性，一根强力皮筋。灵魂中会弹出一种修复原有认知和生活秩序的本能，给失衡的不合理的现实以一个合理化。房思琪的方式是试图爱上施害人；玛丽的方式是毁灭她所憎恨的、严重不理想的自己；马蒂尔德的方式是转而伤害其他人。这样的精神反弹，到底弹到谁、如何来、力度几分，常人已不可控，只是一个相对随机的反应。但我们知道，这个反弹必将到来。
侵害行为及其后续所戳痛的，是哪一种怕、哪一种爱，何者多一些、少一点，随个体的偶然因素而变化，随客观的身边人态度行止而变化，随时代而变化。
伊藤诗织的父亲道：“比起去向社会宣战，我更希望你作为一个人，获得人生的幸福。我希望自己的女儿，身为一个女性，能稳稳当当地结婚，建立幸福的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有的愿望。”这话十分可怕，因为它真诚而“正确”。无论是自爱还是被爱，都会本能渴求修复，也即是回弹之力所系。
可惜，这种渴望是处于太坏的环境下。已经失去的无力追回，已经毁坏的无能修复。民心未好，政治未清，黑箱不破。对于性侵受害人来说，这无疑是昏天黑地的至暗时刻。——但也是创伤的极点，这里面蕴藏了巨大的力量。
可我们不能期待和寄望每个“她”有勇气和能力去效法伊藤诗织。我们所应致力的，是不特定多数人所呼吸的空气、所面对的社会布景。以房思琪所处那种环境，设若她平安长大成人，也完全可能遭遇玛丽般的不幸。因为症结仍在，外在而普遍。正如蔡宜文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记所拟标题：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
《厌女》症结何日解？
玛丽的剧烈悲剧结尾，实质是自杀并且谋杀。这绝不能被接受为一种解决方式，否则司法机制就彻底宣告失败，是为全社会的悲剧。世界很糟，但还不至于彻底，应还有辨析和努力的余地。
《隐痛》故事的坐标是法国巴黎，一个西方自由发达国家的首都。玛丽是一位中产白人女性，工作体面，家境优越。但哪怕这样的一个女子，都可能遭遇如此粗暴的侵害，且无力反抗。举轻以明重，则在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视域里，女性处境该有多难？
又见如《黑箱》，设若打破犯罪现场的黑箱又如何，在现场之后、司法以外，外面不过是更大的黑箱，有痛也必隐，而问题就自此滋生。因此，不能向更大的场域一推了之，还需遍历寻觅求解。
如开篇所说，笔者胸中已自成一书单，据此查之，得一好书。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以学理的方式，纵览关于“厌女”现象的古今各“表”，试图聚焦一个“里”。越过丰富的日本题材，实则指向了一种比异类间歧视更为深层的“分别心”，这种分别或表现为认同，或为嫌弃，对人对己皆有之，总归是要借“女”发挥，作分别、择优越、踩低劣。这一心理基础相当隐性，难以识别，故而该书不得不采取大量现象分析的方法，力图穷尽社会文化各个条线，以经验性地触及其理。这种分别心极易变形，化为种种不公或歧视，在人间兴风作浪，且首要表现在女性不平等问题。
《厌女》指出，性存在双重标准，女性存在自我嫌恶。川端康成名篇《伊豆的舞女》就有提到这样的对白，“跟在女人后面喝，水就脏啦”。
伊藤诗织说：“强奸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横遭不测，伤害至深，受害者很难不发生或轻或重的失常。故必要提防“完美被害人”的陷阱：犯罪发生了，施害人和看客们会无意识地要求受害人是完美的，否则便需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是责任无端倒置的错误命题。
玛丽的年轻同事马蒂尔德，先是同样遭遇职场性侵，然后被玛丽偶遇、受到照顾，之后在公司主动与玛丽亲昵，结果反咬玛丽性骚扰。马蒂尔德的所作所为，也是最终压倒玛丽的稻草之一，火上添柴且相当故意。可就算如此，也不应由她这个受害者承担责任。不能期待受害者认知和行为能力健全，受侵害后坚强正常。
“故事的受害者很多，刽子手却只有一个，就是施暴者。”译者如是说。
尾声
《隐痛》中有一段笔墨不多，但四两拨千斤的设计：玛丽遭受强奸，无力自保，难以言说，也未获法律救济；似是刻意的反差安排，身为律师的丈夫洛朗偏偏接了一个强奸案，构成极大的讽刺。始终隐忍的玛丽，首次彻底爆发，就是质问并谴责丈夫“为强奸幼女的罪犯辩护，是魔鬼律师”，她激烈地扔东西、难听地侮辱他，并且“没办法停下来。”
笔者无意评判时事。没头没脑的灌水谩骂，自然无视；不假思索的“职业理性”，亦难苟同。我只盼人们读到此处，不必填入任何一种理所当然，而是打个问号，想一想每个当事人的怕和爱。
因为身临绝境时，“他”与“她”原无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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