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团地走出来的弃民之子，躲在壁橱里看世界

作者：易述

电影《小偷家族》在中国公映，这部拿下第71届金棕榈奖的日本电影，让观众们记住了一个名字——是枝裕和。

被称为“小津安二郎之孙”的是枝裕和，同样擅长讲述家族故事。所不同的是，他的视线放得更低。是枝裕和说，他小时候喜欢躲在壁橱里面玩耍，或许就因为这样，他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世界。

弃民，在日语中，指的是原本拥有日本国籍，却被政府遗弃的国民。包括上世纪初，日本派往中国台湾和中国东北“开疆扩土”的国民。曾祖父出生在鹿儿岛，后来响应号召去了奄美大岛。日本占据了台湾，祖父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搬去台湾。1920年，是枝裕和的父亲在台湾出生，成年后被征召入伍，又在日军战败之后，被作为俘虏带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当是枝裕和的父亲拖着受伤的残腿九死一生回到日本，却发现，没有慰问和欢迎，等待他的，只有贫困。

从是枝裕和的曾祖父开始，这家里，一代又一代的男人，成为时代洪流的牺牲品，成为政府机器的垫脚石。烙刻在这个家族身上的“弃民”的印记，也就变成了留在是枝裕和电影中，永远抹不去的阴郁气质。

政府担心像是枝裕和父亲这样的战俘，在西伯利亚羁留期间被“洗脑”，返回日本之后会借助工会等组织进行活动，对他们多有防备。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工作。

父亲酒量不好，却在不断的挫败中开始酗酒。父亲一边喝酒一边跟是枝裕和分享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并不在意，年少的他对此毫无兴趣。早上醒来，发现身边躺着的战友，已经在饥寒交迫中变成了冰冷的尸体。来不及悲伤，用铁镐敲开冰冻的土地，把战友埋进去。

木下惠介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以受害者的眼睛，控诉这个世界，就像是枝裕和父亲口中的抱怨。日本政府，真的是受害者吗？父亲去世之后，是枝裕和有些后悔，没有多聊一聊战争的话题。

弃民，成了这个家族的DNA，是枝裕和将目光投向被遗弃的人。走出大学校园后读到的“巢鸭弃儿死亡事件”的新闻，哽在是枝裕和的喉咙，第二年，他就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电影脚本，却用十五年时间酝酿出电影《无人知晓》。一群失去家庭的社会“弃民”，与一个只有一套老房子没有家人的老奶奶，组成了以顺手牵羊为生的《小偷家族》。

母亲娘家做着与香烟有关的生意，她是家中第一个女孩，上面有三个哥哥。母亲在家人的呵护下，无忧无虑的长大，和父亲相亲结婚。战后，女多男少，在银行做职员的母亲瞪大了眼睛，想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命运却好像跟她开了个玩笑，越是认真，越是得到“失败”的结局。

嫁到练马区的父亲家之后，母亲在附近找了一份回收废品的工作，补贴生活。是枝裕和出生于1962年，祖父母、父母和是枝裕和姐弟三人，住在破旧古老的木质“长屋”（类似于里弄、杂院），一家人共用两间房，一间9平米，另一间不足5平米。

祖母去世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祖父和两个年长许多的姐姐，给是枝裕和童年留下的记忆，除了贫穷就是孤独。他常常在废品堆成的小山丘上跳跃玩耍，和自己玩寻宝游戏。

丈夫是靠不住，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是枝裕和考上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母亲开出的继续求学的条件是，考取教师资格证，成为吃金饭碗的人。是枝裕和没有遵从母亲的愿望，却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写出了《步履不停》的脚本。

早稻田大学附近的“ART迷你电影院”，每年1万日元的会员费，是枝裕和天天泡在那里。这种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实在没有财力支撑一个不知何时才能落地的艺术梦。

“人生只有一次，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好好走下去吧。”反而是父亲的鼓励下，让是枝裕和坚持下去。弃民的命运，让父亲加倍珍惜生命的意义。

在是枝裕和九岁时，一家人搬到东京都郊区清濑市的团地，一住就是二十年。这里也成为了他电影《比海更深》的取景地，探讨一个失败的父亲如何在家中发现自己的存在。

当家庭不再是家人之间沟通和交流场所，而变成仅仅为了创造更多生产价值的机器，家庭的意义何在？！在《如父如子》中，借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发生多起抱错婴儿案件，是枝裕和又一次发出关于家庭的追问。

他总是从孩子的角度看世界，以弱者的角度看世界。在他的电影里，无论孩子也好，成人也好，他们需要的不是香车大屋，只是些许的陪伴和简单的快乐。

这大概就是他躲在壁橱里的顿悟吧。或许，我们都需要换个角度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