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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地走出来的弃民之子,躲在壁橱里看世界

日活·2020-11-30 13:08:00·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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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偷来的家,可能更幸福。

作者:易述

电影《小偷家族》在中国公映,这部拿下第71届金棕榈奖的日本电影,让观众们记住了一个名字——是枝裕和。

被称为“小津安二郎之孙”的是枝裕和,同样擅长讲述家族故事。所不同的是,他的视线放得更低。是枝裕和说,他小时候喜欢躲在壁橱里面玩耍,或许就因为这样,他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世界。

从团地走出来的弃民之子,躲在壁橱里看世界

弃民,在日语中,指的是原本拥有日本国籍,却被政府遗弃的国民。包括上世纪初,日本派往中国台湾和中国东北“开疆扩土”的国民。曾祖父出生在鹿儿岛,后来响应号召去了奄美大岛。日本占据了台湾,祖父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搬去台湾。1920年,是枝裕和的父亲在台湾出生,成年后被征召入伍,又在日军战败之后,被作为俘虏带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当是枝裕和的父亲拖着受伤的残腿九死一生回到日本,却发现,没有慰问和欢迎,等待他的,只有贫困。

从是枝裕和的曾祖父开始,这家里,一代又一代的男人,成为时代洪流的牺牲品,成为政府机器的垫脚石。烙刻在这个家族身上的“弃民”的印记,也就变成了留在是枝裕和电影中,永远抹不去的阴郁气质。

政府担心像是枝裕和父亲这样的战俘,在西伯利亚羁留期间被“洗脑”,返回日本之后会借助工会等组织进行活动,对他们多有防备。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工作。

父亲酒量不好,却在不断的挫败中开始酗酒。父亲一边喝酒一边跟是枝裕和分享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并不在意,年少的他对此毫无兴趣。早上醒来,发现身边躺着的战友,已经在饥寒交迫中变成了冰冷的尸体。来不及悲伤,用铁镐敲开冰冻的土地,把战友埋进去。

木下惠介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以受害者的眼睛,控诉这个世界,就像是枝裕和父亲口中的抱怨。日本政府,真的是受害者吗?父亲去世之后,是枝裕和有些后悔,没有多聊一聊战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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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民,成了这个家族的DNA,是枝裕和将目光投向被遗弃的人。走出大学校园后读到的“巢鸭弃儿死亡事件”的新闻,哽在是枝裕和的喉咙,第二年,他就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电影脚本,却用十五年时间酝酿出电影《无人知晓》。一群失去家庭的社会“弃民”,与一个只有一套老房子没有家人的老奶奶,组成了以顺手牵羊为生的《小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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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娘家做着与香烟有关的生意,她是家中第一个女孩,上面有三个哥哥。母亲在家人的呵护下,无忧无虑的长大,和父亲相亲结婚。战后,女多男少,在银行做职员的母亲瞪大了眼睛,想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命运却好像跟她开了个玩笑,越是认真,越是得到“失败”的结局。

嫁到练马区的父亲家之后,母亲在附近找了一份回收废品的工作,补贴生活。是枝裕和出生于1962年,祖父母、父母和是枝裕和姐弟三人,住在破旧古老的木质“长屋”(类似于里弄、杂院),一家人共用两间房,一间9平米,另一间不足5平米。

祖母去世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祖父和两个年长许多的姐姐,给是枝裕和童年留下的记忆,除了贫穷就是孤独。他常常在废品堆成的小山丘上跳跃玩耍,和自己玩寻宝游戏。

丈夫是靠不住,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是枝裕和考上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母亲开出的继续求学的条件是,考取教师资格证,成为吃金饭碗的人。是枝裕和没有遵从母亲的愿望,却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写出了《步履不停》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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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附近的“ART迷你电影院”,每年1万日元的会员费,是枝裕和天天泡在那里。这种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实在没有财力支撑一个不知何时才能落地的艺术梦。

“人生只有一次,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好好走下去吧。”反而是父亲的鼓励下,让是枝裕和坚持下去。弃民的命运,让父亲加倍珍惜生命的意义。

在是枝裕和九岁时,一家人搬到东京都郊区清濑市的团地,一住就是二十年。这里也成为了他电影《比海更深》的取景地,探讨一个失败的父亲如何在家中发现自己的存在。

当家庭不再是家人之间沟通和交流场所,而变成仅仅为了创造更多生产价值的机器,家庭的意义何在?!在《如父如子》中,借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发生多起抱错婴儿案件,是枝裕和又一次发出关于家庭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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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从孩子的角度看世界,以弱者的角度看世界。在他的电影里,无论孩子也好,成人也好,他们需要的不是香车大屋,只是些许的陪伴和简单的快乐。

这大概就是他躲在壁橱里的顿悟吧。或许,我们都需要换个角度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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