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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日本疯狂砸钱“催生”失败的四大原因

日本通·2021-03-28 11:07:00·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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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不起婚、养娃比买房还贵、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传统和“同调压力”遇上女性平权运动,生娃这事儿太难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钛媒体(ID:taimeiti),作者:周玉琴,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细数日本疯狂砸钱“催生”失败的四大原因

大家可能都知道,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包生”政策:180万日元不孕不育治疗费政府包了,生一个发42万日元,生完每个月发1.5万,但从202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日本进行了30年的“少子化对策”是失败的。

今年2月份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人口动态统计速报显示,2020年的出生人数87万2683人,比上年减少2.9%,连续五年创历史新低,另外,去年结婚数也减少12.7%,降至53万7583对。而具体原因是多层次且复杂的,除去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有更多深层原因。

在讨论生养之前,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很多人连婚都结不了——每4个50岁日本大叔就有1个终生未婚。

日本畅销书《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中,对日本惨不忍睹的结婚状况做了很有意思的比较。作者指出,在日本年收低于300万日元(2020年8月汇率约合人民币20万)的人没办法结婚,男女都是一样。

家庭收入1000万以上的100%已婚,700万以上的,女性88%,男性90%是已婚状态的。而收入150万日元以下的男性只有8%已婚,但女性家庭收入150万及以下的仍旧有61.5%结婚了的,这部分人,据三浦的解释是奉子成婚现象居多。所以:结论就很残酷了,:

  • 年收150万及以下,不可能结婚

  • 150-300万左右,很难结婚

  • 300万超一点的话,有丢丢可能

  • 500万超一点的话,结婚不再是梦

  • 700万超一点的话,90%必须结一下婚

  • 而1000万收入,100%肯定已婚。

三浦表示,日本女性的结婚最低标准是男性配偶年收500万日元,否则男性就只能靠魅力,争取奉子成婚。筑波大学的教授白波濑佐和子的《社会阶层·社会移动调查》数据也显示,在1995年年收入低于150万日元的男性未婚率90%以上,年收150到200万日元之间的60%没有结婚。但是从1985年到1995年,年收入未满450万的男性未婚率越来越高。

因为经济不振,千禧一代就职的时候,面临着日本最严重的就职冰河期,年轻人找不到正式工作,更别说结婚。再加上职场年功序列的余韵尚存,公司的老一代都是昭和男儿,从带新人到管理,都是老一套,逼得新入职的员工干不到1年就辞职(大家可能觉得跳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在2015年之前的日本,一辈子只服务一家公司才是日本社畜的信念)。

高昂的结婚成本也让年轻人望而却步。

即使不买房,不同于中国夫妻结婚的礼金、聘礼之争,以及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等具体数字,日本夫妇结婚经济上的压力来自于最直接的结婚典礼。对18-34岁的未婚青年调查显示,25%以上的男性、18.5的女性表示自己没有攒够结婚的钱(日本人真的不攒钱,这里是指结婚典礼的钱)。

根据日本Recruit综合研究所《2020年Zexy结婚趋势调查》数据显示,在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之间举行婚礼的新婚夫妇从订婚到蜜月旅行,平均花费总额为469万日元(28.6万人民币),有79%的人从父母那里拿了钱,平均192万日元。

其中仅结婚典礼(不含杂费)的花费平均为362.3万日元(约22万人民币)。其他如婚戒均价才25万日元,新婚旅行平均65万日元,两家见面等花费仅6.5万日元(约4000人民币)。

物质的低迷导致低欲望、无欲望社会。根据日本2020年5月29日正式通过的最新的《少子化社会政策大纲》显示,2019年结婚生子意愿调查,适婚人员希望结婚的只有68%。

在对于单身优点的选择中,76%的女性和70%的男性选择了“行动、生活方式自由”。随着2000年日本“团块世代”离婚潮、2007年日本养老金改正制度(即使离婚,妻子也能根据婚姻年限来分享丈夫的退休金),以及税制改革,年轻人的结婚欲望也空前降低。

根据日本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2019年报告显示,2015年日本男性终身未婚率为23.37%,这比1980年的2.6%涨了将近10倍;女性为14.06%,比十年前的2005年的7.25%翻了一倍。而预估日本男性2040年左右29%的男性将终生未婚,女性也将有18.7%终生未婚。

细数日本疯狂砸钱“催生”失败的四大原因

日本终生未婚率占比及预测(图片来源于日本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2019年人口统计资料集》)

结婚不容易,婚后养娃更不容易。

■ 学龄前儿童入园比登天还难

日本的学龄前的保育院,一般出生后18个月至3岁之间都可以进,前提是足够有钱。但残酷的现实是,日本劳动力不足,保育员人才紧缺,能付得起钱的家庭很少,所以大部分家庭都是母亲辞职专门带孩子。

“吞金兽”是从小炼成的。野村证券对全国高中以下家庭收支调查显示,儿童花费占家庭支出比例(天使系数)为26.2%,幼儿时期占到47%以上。

3岁到学龄期间的幼儿园,日本公立费用每年约22万日元(约1.3万人民币),私立平均53万日元(3.23万人民币),是公立的2.4倍以上。不过,从2019年开始,符合规定的儿童全额或者半额减免。可是,恶循环依旧存在,因为人才紧缺导致卖方市场,保育院排队需要提前两年,跟国内热门幼儿园竞争激烈程度不相上下,由此产生了很多适龄无学上的儿童,被称为“待机儿童”。

在2020年9月16日答记者问中,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需要“给待机儿童问题画上句号,将不孕治疗纳入国民健康保险范围。” 日本总务部对“保育所待机儿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19年托儿所有16772人在排队,这个数字比2012年少了一半左右。

不仅学龄前入园又难又贵,选择精英式教育的日本孩子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花费也是惊人的。

■ 过度精英教育理念:学龄后儿童在日本的教育费是多少?

优生优育的想法,在日本也很普遍。满大街开车接孩子从一个辅导班到另一个辅导班的妈妈,在日本也并不少见。早在1960年,日本每个孩子平均上私塾(补课班)的数量就已经达到2.6个。

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文化部)发布的《子女学费调查》数据显示:

  • 公立小学的教育费一年约32万日元,每个月2.7万日元;高年级的6年级的孩子每年37万日元左右。其中课外活动是大头,占到70%。学习用品、实验训练材料费约为6.3万日元,午餐费为4.4万日元,课外活动则有21.4万日元。

  • 对全国322名初中生的数据调查显示,公立初中教育费用一年约为49万日元。私立初中一年141万日元,是公立初中的2.9倍,而私立初中第一年的杂费加起来差不多162万日元。

  • 高中的教育费,公立平均每年为46万日元,学校教育28万日元,课外活动18万日元;私立高中平均97万日元,第一年116万日元,学费相关72万日元,课外活动25万日元。

在教育费之外,全国私立小学和公立、私立初中的学生中有60-75%的学生补课,公立小学和公立、私立高中的学生中,约40%的学生补课。每年花40万日元(2.5万人民币)补课费的私立小学的孩子占比高达21%。

每年补课费用平均金额为:公立小学13.6万日元,私立小学33.7万日元,将近是公立小学的3倍;公立初中29.3万日元,私立初中25.4,万日元;公立高中为28.3万日元,私立高中为33.8万日元。

参加高考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日本没有全国统一高考的制度,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考试时间和安排,比如想考东京大学,需要上东大的专门补课班,然后交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考试费,在指定的时间去考试,异地考一次旅费平均30万日元左右。一个学生可以考很多学校,只要时间上不冲突。但是每个学校的补课重点完全不同,光是花费就需要乘以2甚至乘以3。

总之,如果换算一下,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的费用如下:

细数日本疯狂砸钱“催生”失败的四大原因

日本小初高的教育单项花费(表格为笔者制作,数据来源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子女学费调查》)

这还没完,大学教育才是最贵的,这也是与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以下数据不包括生活费)

  • 国立大学走读学生4年教育费用费平均528万日元(约32万人民币),住宿的学生4年平均要花826万日元(约51万人民币)。

  • 私立文科走读生月688万日元(约42万人民币),住宿的学生978万日元(约60万人民币);私立理科约花掉824万日元(约50万人民币),住宿的私立理工科4年的费用高达1114万日元(约68万人民币)。

  • 医科的齿科是日本最贵的,是一般学生花费的3倍以上,齿科大学6年走读学生的费用2549万日元(155.5万人民币),住宿的平均花费2966万日元(181万人民币)。

细数日本疯狂砸钱“催生”失败的四大原因

日本大学生学费平均值(数据来源于日本文部科学省《2018年私立大学学生相关缴费调查》)

2019年有一半的大学生、研究生拿到奖学金,但是,日本的奖学金相当于是国内的“无息助学贷款”,毕业之后是需要还的。正式的教育贷款也很普遍,20%的大一新生进行了教育贷款,贷款金额平均194万日元,很多都是父母帮还利息,本金是自己毕业之后分期还。

综上:

  • 全部上公立大概30万人民币,如果上个补课班,45.5万人民币。(这只是平均值)

  • 全部上私立大概116.75万人民币,上个补习班大概要140万人民币左右。(这是按私立小学最低标准计算的,而且是平均值)

  • 如果坚持精英教育,从小优质私立,而又“家门不幸”孩子要上6年制医学,那从6岁开始到毕业的花费约为350万人民币左右(不包括学龄前的花费,不包括大学后的生活费,仅仅是教育费用)。

相比之下,日本新建公寓的均价仅为4500万日元(270万人民币左右)。

绝望吗?更让人绝望的是,日本人的心理。

私立小学的隐形社交压力,堪比宫斗大戏,大到PTA(家长协会)的压力,小到便当盒的压力,都给日本父母带来沉重的负担。各位在拍桌子辅导作业、微信群吹彩虹屁的家长们,可能是最能感同身受的。

■ 丧偶式育儿 家庭主妇的窒息压力

日本 “父+母+孩子”的家庭结构被称为核家族。日本总务省2005年《国势调查》数据显示,日本4906万户家庭中的核家族占日本家庭数的57.9%。日本的核家族其实也是长子继承制度的必然。父母不需要为长子/长女之后的孩子的人生负责,子女也就没有为父母尽孝的义务。很多年轻人其实是与原生家庭处于脱节状态的,除了盂兰盆节和元旦,父母与孩子不生活在一起,甚至几年都见不到一面。

长子继承与核家族传统的隐患,在孩子的求学、结婚、育儿各个阶段都有体现,但是,最严重的还在于育儿方面。婆婆和亲妈是不会帮助带孩子的,甚至很多婆婆和妈妈认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受到一样的苦,为什么这一代年轻女性不要受苦?儿媳伺候好儿子、照顾好孙子是天经地义的。

另外,住房紧凑、隔代教育方式大相径庭、日本人的隐私注重等,都让新婚夫妇选择过2人或者是自己带孩子的3人世界。尤其是在东京,东京都总务局《2020生活统计》最新数据显示,1400万东京常住人口中,一半人是租房而非自有房产(全国20多岁自有住房也仅有27.1%),而东京1平方公里6168人的容积率,让父母同居帮忙带孩子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真正让人窒息的,是日本男性家务参与度和育儿参与度——全球排名第一长的男性半年产假却没人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数据排名中,日本男性育儿假制度单项上位居第一,日本是“唯一一个为男性提供了6个月以上(指换算出的相当于全额发放工资的天数)带薪育儿假期的国家”。然而,2019年,日本男性休假率7.5%。

为何有半年产假,15位父亲只有1位会休?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根深蒂固。1992年,赞成“男主外,女主内”的人超过60%,而2019年抱有该思想的人降了一半,但依旧有35%的人赞成男性应该工作,女性应该守着家庭。

日本男性婚后基本不会辞职,女性辞职的占绝大多数,也是从所得税和家庭生活角度考虑。因为层层税收算下来,有的双职工还不如一个人打工到手的多。而妻子辞职不仅可以兼顾家庭,还能安心生个娃。如果已经有了孩子,妻子还在工作的话,这个家庭所要付出的保姆费或者是婴幼儿托儿所的费用也会非常的高。日本托儿所贵到切齿,真的不给女性在职场发光发热一点机会。

日本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的教育也是即使忙死了也不能麻烦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老公、婆婆和亲妈。

日本内务部数据统计,2016年,日本人均年家务时间为男性275小时,女性1,313小时,女性家务时间是男性的五倍。可就算家务再重,日本家庭也绝不会轻易请保姆,甚至请钟点工。

歧视体现在日本保姆的雇佣率和社会认知上。日本经济产业省的《2014年有关推进女性活跃家事支援服务调查》显示,请小时工的家庭比例只有1%,甚至有27%的女性表示“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项服务”。而70%的女性表示:“知道有家政服务,但是不会去利用。” 有35%的人认为:“自己能干的事,请个钟点工帮忙,让邻居看到了,很不好意思。”

日本妻子雇保姆,相当于给自己打上“不称职”的烙印。就算是首相夫人,请家政也是很不齿的事情,安倍的夫人就因此上过几次头条。

此外,日本家政服务昂贵,而且都是按照小时来雇佣的,时薪约2000日元,即130人民币左右。住家的家政可能需要3.5万人民币,工薪阶层的收入也差不多这么多。所以对大部分日本家庭而言,别说请月嫂,就是请家政钟点工,都是奢望。

根据日本CatHand家政介绍所数据显示,定期请家政的顾客属性表中,三十几岁单身男性占到21.4%,甚至超过有孩子的家庭的19%。

细数日本疯狂砸钱“催生”失败的四大原因

(日本Cathand家政介绍所的用户属性)

■ 过犹不及的女权主义让生养雪上加霜

在日本战后高度经济成长前,全职太太是上流富裕阶层的特权,身份的象征。即便在高度经济增长期间,女性毕业就职的主要目的也是在职场找到优质男士,入职2年内结婚,这类女性被视为胜利者,因为结婚辞职回家做主妇被称为“寿退职”,会整个团队一起庆祝。

但在1986年前后,女性之间的阶层开始有明显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是日本政府颁布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案》(下称机会均等法),同一时期的欧美也在轰轰烈烈的爆发平权运动。《机会均等》法颁布之后,日本女性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在公司的职位也有所提高,一心只想嫁人的“新娘系”女性受到严重鄙视,近几年,全职主妇更是不受待见。

当前日本无论是女权运动、平权运动、职场骚扰改正、就业环境改善等一系列运动,都有过犹不及之嫌。距奥运会开幕还剩不到6个月时,前东京奥组委主席、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因不当发言被迫辞职的事件就是一次佐证。森喜郎辞职之后,东京奥组委理事会立即新选拔了桥本圣子等3位女性负责人,现在日本媒体上很多人调侃现在的奥组委被“三圣母们”控制,因为东京奥组委打算新增至少11名女性理事。

现在的舆论环境来看,在家专职做家庭主妇的人已经抬不起头,2021年哪个姑娘敢直言想要当主妇,那可是闯了大祸。

日本政府意识到“催生”的复杂性,也在反思,如何让年轻人愿意生,并且愿意养,养更多。2020年5月29日通过的最新的《少子化社会政策大纲》就明确鼓励隔代多样化监护人制度,以及调动社区力量,加强邻里之间的交流帮助等,从调动养娃的关系资本着手,主要有5点对策:

① 为结婚生子创造必备社会条件:比如给年轻人建立一个优秀的雇佣环境;对想结婚的人给予支持;支持女性就业;提高男性家务参与度等。

② 对育儿家庭的支援,包括经济、心里、肉体负担的支援;育儿的家庭环境改善,对多子家庭支援、从怀孕到生育、育儿阶段的无缝对接支持,防止丧偶式育儿、隔代等多样化监护人的鼓励。

③ 地方性支援,包括社区、共同体协助,地方创生和协助。

④ 结婚、怀孕、生产、育儿的社会环境改善,包括对一切想生孩子的人支持,对育儿人群的公共设施的建设等。

⑤ 科技促进出生率,主要包括不孕不育治疗补助和技术研发推进。

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少子化的政策支持,已经脱离单纯的经济补助,走向社会观念的引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女性=带娃”等式的打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钛媒体(ID:taimeiti),作者:周玉琴,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日本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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