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来，本文由作者原创，原标题“为什么我越工作越贫穷？”，未经作者授权，禁止二次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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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把存款全部花掉
我们为了收入而工作，若说我们因此而变得富有，为什么我们的个人生活却这样贫乏呢？
——《过劳时代》
一个阶层固化、无法反映个人意愿和能力的社会不能算是理想的社会。
——《格差社会》
巨富们要来接管一切了
像我这样的人，一小时能赚一两万美金
财富从来没有如此分化过，21世纪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时期
这是BBC纪录片《巨富与我们》开篇抛出的论断，你相信几个？
这两年网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不知妻美刘强东，普通家庭马化腾，悔创阿里杰克马，一无所有王健林。
马云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创立了阿里巴巴，我明明只想做点小生意而已。”
马化腾曾砸4.8亿人民币买下香港的一套住宅，他却说：“我们都是普通家庭，顶多是房子大了一点。”
王健林在公司年会上演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这几位中国顶级富豪的话引起了一场互联网的狂欢。网民们看着自己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感受到了来自全宇宙的暴击。
我们无法揣测有钱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但通过纪录片《巨富与我们》，我们至少知道巨富的生活可以是怎样的。
01 巨富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度
主持人Jacques Peretti参加了一场展会，营业员拿出了一款手表，猜猜它卖多少钱？
如果要把一堆赞比亚绿宝石、白钻石和白金一起挂在手腕上，又要多少钱呢？
T台上一条裙子的价格是10万英镑，是英国普通家庭年收入的5倍。当主持人问这样的消费是否合理时，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买得起，为什么不呢？”
你抱怨过女朋友把面膜囤满冰箱吗？快感谢她的手下留情吧，因为在有钱人们用的是纯黄金制成的面膜。
如果钱实在太多，还有更好的花钱方式吗？
有。
马来西亚商人托尼·费尔南德斯，净资产4亿3千万英镑，他厌倦了豪宅与游艇，于是买入了一支英超球队。折算下来，一块草皮大约相当于100万英镑。
十年间，英国家庭每周的平均收入没有改变：429英镑，而最富有一千人的财富则翻了不止一番，他们的资产与英国全国全体劳动力的年收入相同。
英国的例子是国际经济的缩影。仅在2017年，亿万富豪们的财富增长额达到了7620亿美元，这笔财富足够终结全球极端贫困状态人口7次。
一场场要求加薪和反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游行在伦敦、波士顿轮番进行。主持人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路人：
所有人都过得很艰难，除了那1%。
我和我的老公一直都在工作，但我们的工资很低。
如果我需要持续的医疗护理，那就别想了，我立马就会去安乐死。
一边是巨富们的纸醉金迷，另一边是穷人放弃了生的欲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依然在上演，甚至持续恶化。
根据经济学理论，不平等在达到某个临界值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旦超过了某个值，对经济增长将毫无作用。如果我们相信社会公平是文明进步的标志，那么它现在正在受到威胁。
主持人Jacques面对镜头说：“我在70年代长大时，贵族统治不列颠的观念已经消亡，现在新一代贵族接管了英国。”
在法国大革命的最高潮，最富有的1%被斩首了。但现在，社会架构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提的测算，国民收入60-70%的量被吸收到了顶层，社会下半层的净资产所占比例不足5%。
巨富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度。
我们与1%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那个我们一度以为已经消失了的世界。
02 购房是一个荒唐的梦想
2003年起，英国的房屋拥有率停滞了。
牛津的房价是当地工资的11倍。对工薪阶层来说，购买一套房子是一个荒唐的梦想。
一方面，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财富。
巨富将房产囤积起来，吹起了房地产泡沫。这些投资者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们想让更多的人租房，对这些大亨来说，这叫“以租养房”。
牛津教授丹尼·道灵认为，房屋拥有率的下降是社会不公平的核心。
在纽汉，政府计划拆除公共房屋，以建造新的豪华玻璃公寓。
这些高端公寓很显然不是为原本住在这里的低端人口准备的。
原居民被赶出她们的家园，被迫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他们拒绝离开，但孤立无援。
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曾说：人，诗意地栖居。
“栖居”关系到空间的权力话语，从地志学、地势学的角度进入了人类学、建筑学的关怀。
但现在，经济难民们甚至连“居”的权利都丧失殆尽了。
与巨富们疯狂的增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有一大批人在为明天能否有收入而挣扎。
在英国，大约有两百万人通过网络平台找一天，甚至一小时的工作。这种不稳定的工作形式没有任何经济保障，这样的员工，被称为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听上去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但其实更像一种玄学。
根据日本学者森冈孝二的研究，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指以非正式员工为主要劳动力的资本主义）是一部分人只能获得极低报酬，另一部分人被迫过度劳动的元凶之一。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指出，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的出现来源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个人主义思潮，这“意味着把劳动力视为一般商品，那些为了保护劳动者、改善劳动条件而在各种领域针对雇主设立的限制将会被要求放松甚至撤销。”
路易斯·卡萨金曾是一位全职员工，被辞退后，他只能和中介签约，有的日子中介会给他派些零活，有的时候一连十几天他都毫无收入。
他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评价也许可以代表这个群体：
03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曾公开表示：“哪个社会都有格差，出现格差绝非坏事。”
“格”即等级，“差”是差距，所谓“格差”就是指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为什么小泉还要说这“绝非坏事”呢？
这需要从“下渗效应”开始说起。
美国前总统里根的顾问阿瑟·拉弗提出，低赋税可以促进富人的投资、消费，工人也就能获得相应的薪资。这就是所谓的“下渗效应”。
其实说白了，就是期望富人吃肉的时候能有油水滴到穷人的碗里。
这一理论随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进行的改革而风行世界。他们实施大幅减税政策，削减福利支出。
《格差社会》的作者橘木俊诏这样总结：做大的蛋糕并不会惠及底层，只会被上层独享。富裕的人更加富裕，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寄希望于只重效率不重公平的改革，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不过是天方夜谭。
在纪录片中，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为富人减税对英国有好处吗？
巨富翁罗伯·赫索夫的回答是：
“是的，非常好。”
普通民众的回答是：
“这什么时候发生过？”
批评家们说，下渗理论是政客们用来给富人减税的遮羞布。
剑桥学者张夏准认为，下渗理论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无效的，在现实中真正发生的，只有“上渗效应”。
底层民众的剩余价值被不断压榨，他们的劳动所得被金融游戏者通过各种方式吸走。
纪录片中，我的导师David Graeber说：债务是“上渗”过程的关键：
然而面对批评，拉弗显然还是坚持他四十年前的观点：
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真是这样吗？
巨富与我们，究竟是谁养活了谁？
面对西方社会巨大的经济差距和社会格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我们把白面献给了地主，给自己留下了麸子。
本文插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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