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奶昔
笔者按：
二十世纪初，日本的国运迎来了转折。《马关条约》的二亿两白银，让日本一举实现富国强兵，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日本开始觊觎西面广阔的领土。
二十世纪初，也是朝鲜厄运的开端。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终于扫清了对外扩张的最大阻碍，立刻着手准备吞并朝鲜。同年，日本以武力威逼朝鲜统治者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1907年，缔结第三次《日韩协约》。朝鲜政权形同傀儡，土地被一块块蚕食，财富被大量掠夺，民众生活在愤怒与恐惧中，国家命运如风前灯火。
朝鲜人民不愿眼睁睁看着国家灭亡。上至皇帝、官员、学者，下至草莽百姓，大多行动起来，或是上下求索，或是以命相搏。这些人的勇气与执着令人动容。然而，在强大的外敌面前，他们的努力无异于螳臂当车，朝鲜亡国的命运终不可避免。在这篇文章中，笔者选取了朝鲜人救亡图存的三次努力，让大家一窥少有人知的悲壮历史。
01 海牙密使事件
1907年7月，国际协会演讲会在荷兰海牙召开，出席者包括各国的社会知名人士与新闻记者。
会上有三位年轻人，衣着朴素、神情疲惫，在衣着华贵、姿态傲慢的各国首脑间显得格格外突兀。三人大声控诉日本在朝鲜犯下的罪行，言辞恳切，声泪俱下，赢得如雷掌声。然而，一封电报随即传来，会议氛围大变，三人立刻被轰出会场。
这是朝鲜电影《没有归来的密使》中的一幕。电影依照史实拍摄，影片中的三位年轻人也确实存在，分别为李相卨、李儁和李玮钟。三人远赴海牙，是受朝鲜高宗李熙之命，挽救危亡中的大韩帝国。
1905年9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驱逐了朝鲜半岛的俄国势力，控制了大韩帝国。同年，日本强逼朝鲜政府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全面掌控内政与外交。大韩帝国犹如砧板上的鱼肉。韩高宗不愿做亡国之君，于是将最后一丝念想投向国际社会。
1907年6月，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全球共44个独立国家派代表出席，美、英、德、俄、日等强国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宗旨是各国“遇有交涉之事，皆可往海牙开会，请万国公断”。
得知万国和平会议将召开的消息后，高宗将委任状与亲笔信秘密交给三人，让其远赴海牙，希望欧美列强能根据《万国公法》做出公正的裁决。
三名密使历经波折，数月后到达海牙，这时，万国和平会议已经开始了十天。
《第二次日韩协约》签署后，大韩帝国的外交权已经被剥夺，无法参与会议。为争取列席会议的权利，三人先后拜访了荷兰、俄国、美国、法国、德国、中国（清朝）等国家的代表，却都无功而返。
于是三人开展了迂回的“场外外交”，在《和平会议报》上发表控诉日本暴行的《控告词》，这篇文章先后被《伦敦时报》《纽约先驱报》转载。
1907年7月8日晚，在国际协会演讲会上，三位特使之一的李玮钟用流利的法语，做了一次题为《韩国的控诉》的演讲。
李相卨、李儁和李玮钟的努力赢得了国际舆论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一封朝鲜政府的电报传来，声称朝鲜从未派使者前来海牙，皇帝的委任状与亲笔信都是伪造的。随后三人被逐出万国和平会议，大韩帝国的最后一丝希望化为泡影，李儁悲愤至极，呕血而死。
三人发出参会申请时，万国和平会议为了核实是否确有此事，曾向朝鲜政府发电报确认。然而，电报系统早已被日方监听，派遣密使的消息落到了时任统监的伊藤博文手中。这封回信，正是他伪造的。
其实，即便没有这封回信，即便三位密使争取到了会议列席的权利，朝鲜的国运也不会改变。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以后，美国、英国和法国立刻承认了日本统治朝鲜的合法性。此外，当时俄国正与日本协商，俄国外相甚至斥责密使“不懂常识”。
万国和平会议，只是各国利益角逐的竞技场；《万国公法》在枪炮面前也只能沉默。正如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毛奇所说：“所谓万国公法者，惟小国之事尔。大国之间，惟有实力。”在帝国主义面前，密使外交犹如蜉蝣撼树。
事后，怒不可遏的伊藤博文逼迫高宗退位，继位的纯宗签署了《第三次日韩协定》，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02 义兵运动
《第二次日韩协约》不仅无法为统治者接受，普通民众也深感屈辱。签订合约的消息传开，一时间群情激愤，人民对侵略者恨之入骨。恢复国权运动如火如荼，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人士全部投身于爱国事业，义兵运动也由此爆发。
这并不是朝鲜历史上的首次。事实上，朝鲜的义兵运动由来已久。三国时代以来，每次国家面临外敌侵袭，民众都会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敌人。
1592至1598年，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人民自行武装组成义兵，奋勇杀敌，人数一度超过官兵。1895年，日本浪人冲入朝鲜王宫虐杀闵妃，消息传出后，义兵运动再度兴起，人们高呼“报王后之仇”“灭倭缴敌”，运动很快遍及全国。
上一次义兵运动还没平息多久，这一次的来得却更猛烈了。
海牙密使事件泄露后，伊藤博文大怒，以此为借口逼高宗退位，扶植太子纯宗，并于1907年7月24日逼迫其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解散了大韩帝国的军队。“失业”军人纷纷加入义兵组织，义兵愈发壮大，其规模已达到战争的程度。
义兵成分十分复杂，涵盖儒生、军人、农民、工人等各个阶层。有人家人被杀，生活无着，于是舍命一搏，将满腔怒火撒向日军；有人渴望保护民众，实现国泰民安、社会的理想；更多的则是怀抱朴素的正义感与爱国心，为了赶走侵略者而战。有好些义兵曾经是无赖和盗贼，但作恶多端的他们在大义面前还是显示出爱国之心。
有个例子颇为有趣。
小混混出身的姜基东，一开始是宪兵辅助员，协助日本人清理义兵，因暴力、亲日而臭名昭著。后来，他被义兵首领李殷赞感化，加入了义兵部队，投身抗日活动。
1911年2月12日姜基东被捕时，正在日本料理店吃喝玩乐。他曾经的上司，宪兵队司令官明石元二郎大喜，亲自到现场观看了他的枪决。
虽然义兵军力分散、不成气候、鱼龙混杂，甚至有些人十分“不靠谱”，但他们都有着赴死的决心。正如1907年，某义兵接受英国记者麦肯齐采访所说：“我们只能去死，死就死吧，与其活着当日本的奴隶，倒不如当个自由的死人。”
为彻底剿灭义兵，日军发动了“南韩大讨伐作战”，实行地毯式搜查与连坐制，虐杀窝藏义兵、不与日军合作的人民，并烧光所在村庄，这也是日本侵华战争中“三光”政策的原型。
日军所到之处，村庄化为焦土，横尸遍野，所见之处尽是荒凉凄惨。在日军的横暴下，义兵几乎被消灭殆尽。
03 刺杀伊藤博文
也许有人听说过安重根这个名字。
安重根是韩国与朝鲜两国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也颇有美誉。梁启超曾为其题诗：“黄沙卷地风怒号，黑龙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邓颖超中学期间，曾在话剧中扮演安重根，并因此与周总理结缘。看来，他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时钟拨到1909年10月26日。这一天，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射杀了伊藤博文。
他提前多日熟悉火车站周边情况，成功混入俄国的迎接队列，在伊藤博文踏出列车门的那一刻，扣动了手枪扳机。伊藤博文被击中三枪后身亡。
得手后，安重根用俄语大喊三声“高丽亚乌拉”（大韩万岁），又在得知伊藤博文已死时喃喃道：“主啊！暴虐者终于死了。感谢主。”
安重根当场被捕，并于次年二月执行死刑。
这次行动没能拯救朝鲜。
虽然是伊藤博文把朝鲜变成日本殖民地，但是他不支持吞并朝鲜。伊藤在内阁会议上更是公开发表观点，认为合并是长期的事情，主张“自治育成”，让朝鲜自主发展，慢慢归化日本。
而伊藤遇刺后，日本加快了对朝鲜的合并进程。安重根这一举，反而加速了大韩帝国的灭亡。
你是否会认为安重根是愚蠢的莽夫？
其实，安重根被人民铭记的缘由不止于刺杀这一行动，还在于他颇有思想。
他在狱中构思《东亚和平论》一书，批判了当时盛行的社会进化论，指出其与同属于西方文明的天赋人权论中的矛盾之处，并以此批判秉承这一思想侵略亚洲的日本。
书中写道：“所谓文明，本是不论东西之贤人、男女、老少，人人恪守天赋之秉性，以尊崇道德、互无相争之心而生活，共享泰平之事。”
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文明”的洞见——文明不是 “高等人”对“低等人”的倾轧，而是平等与和平地共处。
在法庭上，他还列举伊藤博文废皇帝、解散军队、杀戮良民、搅乱东洋文明等十五宗罪，严厉控诉日军在朝鲜的暴行，期望法庭能根据国际法做出正义裁决。
可见，他的所作所为有章法可循，而非未经大脑的冲动行径。
当无法以集团的方式进行战争，又不愿意放弃战斗时，留给弱小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暗杀”，这就是悲剧性的现实。
安重根知道，在强大的日本面前，他的做法无疑是以卵击石，即便伊藤博文死了，也会立马有人代替他，朝鲜灭国这件事已是板上钉钉。
然而，铁骨铮铮的他认为，即便个人力量微薄，他也要替朝鲜人民发声，表达誓死不屈的态度。
安重根的死激发了朝鲜人民的爱国情感，甚至还赢得了日本部分民众的尊敬。
04 结语
仰慕大明风骨，深深沐浴儒家文化的朝鲜志士，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坚守心中的“道”，宁死也要维护朝鲜文明乃至东亚文明，尽到身为儒者的责任。大韩帝国气数已尽，个人的力量无比微弱，自己能做的只有明志而已。
但，正是这份坚持，也让他们干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
1908年1月，义兵总大将李麟荣接到父亲的讣报后卸下总大将之任，回家服丧。部下曾请求李麟荣归队，可他拒绝：“如果对双亲不孝，就是对国家不忠。我在家服丧三年，再回来扫荡日本，恢复大韩，不就忠孝两全了吗？”
这么做，结局大家也知道了。从此义兵群龙无首，分散在全国，被日军各个击破。
儒家思想中，忠是孝类推出来的产物，因此要以孝为先，这样才合乎“道”。“道”是文明，位于“国”之上，这条原则构成了近代朝鲜的政治文化。这便是李麟荣宁可抛下义军也要回家守孝的原因，也是朝鲜王朝面对众多威胁，仍然坚守传统的原因。
对“道”的坚守令人敬佩。然而，这是否也是朝鲜未能及时拥抱现代化大潮，被日本抢占先机，最终亡国的一部分原由呢？
1910年8月29日，《日韩并合条约》签订，大韩帝国不复存在。东京市内家家户户挂起了日本丸之旗，人们在胜利的喜悦中结队前进，万岁之声响彻云霄，这样的场面一直持续到了夜里。
约十天后，日本诗人石川啄木咏歌道：“地图上，朝鲜国，涂墨似漆黑，且听秋风诉。”这句话，让人深刻感觉到了“寒冬时代”的到来。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近代朝鲜与日本》
【作者介绍】
赵景达，在日韩国人，1954年生于东京都，1986年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现为千叶大学文学部教授，专业是朝鲜近代史、近代日朝比较思想史，代表著作有《异端的民众反叛》、《朝鲜民众运动的展开》、《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编著有《亚洲的国民国家构想》（共同编著）、《从比较史看近世日本》（共同编著）、《殖民地朝鲜》、《近代日朝关系史》等。
【内容简介】
19世纪末，为打开“隐士之国”朝鲜的大门，欧美列强轮番侵扰，主政的大院君坚决攘夷，拒绝通商传教，树立斥和碑，告诫子民“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
然而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率先与朝鲜缔结不平等条约。此后，朝鲜陆续与欧美列强及清国签订条约，朝鲜半岛沦为各国势力的角逐场：日本计划吞并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大陆；清国希望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将朝鲜作为抵御侵略的防波堤；美国希望打开朝鲜国门，获取贸易利益；俄国希望在朝鲜扶植势力，牵制日、美、英三国……
在各国势力面前，小国朝鲜的命运如风前灯火。为了延续国祚，保全儒家文明，朝鲜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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