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刘柠：精致表象下的日本社会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日本人向来有序、克制、精准。在面对地震、海啸、台风等从未间断的自然灾害时，这些品质更是发挥到了极致：频繁的演习、精准的预警、有序的救灾，在这个国家形成几乎完美的防灾系统，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

但在8年前日本东北地区的一所小学里，这秩序井然的表象被撕开了一个口子。2011年3月11日，人类史上第四强震袭击日本，引发巨大海啸和福岛核泄漏。1.8万人遇难，只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的看护下不幸遇难，其中74个来自大川小学。

石卷市立大川小学

客居日本20多年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花费6年时间跟踪调查，写成《巨浪下的小学》一书，还原这场令人心碎的灾难全过程，挖掘出日本秩序社会的致命缺陷——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

近日，新经典文化联合单向空间邀请知名作家李长声、刘柠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店，带领我们破除这个秩序国度的神话，聊聊我们所不了解的日本。

会谈现场

•  6年追踪3·11大地震：海啸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才是问题

李长声：我是这场地震的亲身经历者。我当时正坐在家里，但离得比较远，在千叶县。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这本书写得比较真实。当时已经有不少记者写了很多东西，但没有像《巨浪下的小学》一样那么深入。尽管我已经经历过这场灾害（虽然离真正的灾区较远），但读这本书时还是再一次受到震撼。

刘柠：像3·11地震这种同时发生地震、海啸跟核泄漏的“三位一体的立体受害”，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从地震史上来说，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第四大强震，在日本就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还改变了整个日本的地图。虽然近10年过去了，但是带给人们的震撼仍然很强烈，导致2万多人死亡，这在日本战后史上也是空前的。所以，这场地震可以说对日本方方面面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

我记得当时地震以后，日本主流媒体纷纷把它作为战后的第三次巨大转机：第一次是战败，第二次是泡沫经济，第三次就是3·11。当然3·11究竟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一大转机，现在其实很难说。但是就它的振荡程度来说，实际上确实是构成了一个重大转机。

那时候，日本放缓了媒体工作者的签证，于是有大批记者赴日，对日本受灾情况进行了许多报道，包括面对灾难时的社会心理等等。但当时的报道也就是一阵风，基本上过去就过去了。针对大川小学，日本自己也有不少报道，因为大川小学事件相当于几乎是全军覆没式的、沦陷式的牺牲。对这件事做出追踪报道的是一位英国记者，实际上他在当时已经在日本生活了16年，所以他是位对日本社会和文化有相当认知深度的西方作家，并且以非虚构的、调查报道式的、深度调查式的笔触，用各种各样的数据、事实呈现出这样一个视野，并且对背后的社会心理等等进行了一番追踪。

这本书，必将成为一个代表性的作品。新经典能够在这样一个时机推出这本书，也是对3·11地震——不仅仅是对日本，而是在整个人类灾难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一种纪念，也是一种深度的、尤其对于死难者的缅怀，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

• 作者为什么选择写大川小学，而不是更引人注目的核泄漏？

李长声：为什么没写核泄漏而写了大川小学，是因为大川小时事件体现了日本人的巨大漏洞。在大川小学所在的北上川一带，已经40多年没有发生海啸，当地居民都觉得自己离河口有4公里远，即使发生海啸也不会到自己这里，所以大家都很麻痹。而大川小学会发生悲剧的一个直接原因，是避难时候的错误判断。

日本人很认真，很守纪律，但是这个特质的另一面就是教条主义，轻易不敢下判断。如果要往山上跑，他们会考虑到余震的危险，如果倒下的树木砸伤孩子就麻烦了。结果，很多考虑造成老师判断失误。但这些都是后来的总结，当时大家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对核电站核泄露的追究，原因各方面比较复杂，现在追究核事故还有点早。

刘柠：我个人觉得，这位英国记者之所以要追踪这个案例的一个原因，其实藏在了书的前言部分。3·11那天，他带妻子去东京某家医院做孕检，通过B超看到孩子已经成形。当天发生了地震，让他感觉自己的孩子是3·11的一个产物。在书之后的部分，他也写到自己的孩子已经在东京上小学了，跟大川小学一样，学校各方面的体质都是一样的。他每天看到自己孩子的生活，就会想起遥远的东北地区也有这么一所已经消失了的小学。我觉得这其中有一种对自己后代的生命维系、延续的使命感，他可能从中收到了某种启示和召唤。

第二，核辐射问题更加复杂，而且日本始终没有公开信息，甚至有可能已经销毁了。其实这个小学也有一些文件被销毁了，所幸后面有家长诉讼，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获得了胜利。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胜利。首先，赔偿金额被砍了一半。而且最重要的是，所有被认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包括那个小学的校长以及上级行政主管单位等等，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行政上的处分，连批评都没有。当时一个负责销毁证据的官员，后来还升官了。

所以说这位英国记者十分厉害，他具有很强的调查能力，能把方方面面的信息梳理得那么清晰，并且从各种角度还原一个典型的3·11地震案例，呈现出了背后各种各样的力学关系，包括国民文化心理等也都在其中有非常逼真、真切的呈现。

• 作为个人，官员个个兢兢业业；作为集体，却蜷缩在官腔背后保持沉默

李长声：在这个事件中，好像老师是该背锅的人，但其实这些老师都是真心关怀学生的。他们当时判断错误，我觉得就是教条主义造成的，也就是守纪律造成的。因为学校就是安全场所。如果你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就会知道，走在路上会有一些牌子，指明哪里是避难场所，比如空旷的地方像花园、公园、学校都是避难场所。当时大川小学也是避难场所，不仅有学生，还有不少家长和村民去那里避难。试想一下，如果我处在哪个地方，如果有人要我从避难场所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是很难的。要下这个判断也非常困难，如果最后成功了，那你是英雄，失败了，你就绝对是罪人。

另外当时一直有当地官员通知村民海啸来了，但当地已经很久没发生过海啸，所以大家都比较麻痹，觉得就算发生海啸，也不一定会到自己这里。但最后海啸来了，而且没想到那么高，简直是灭顶之灾，无处逃跑。

在灾难发生当天，老师作为个人都非常勇敢，为了孩子尽心尽力。但当作为一个集体面对家长问责的时候，就开始讲究集体主义，维护并听从组织。但在他们心里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因为当时每个人都在积极救孩子，但没想到最后是他们集体被问责。

刘柠：灾难发生的全过程其实很复杂。这个小学有一本防灾手册，这本手册一开始把海啸排除在外，没有考虑过海啸发生时的应对措施。但就在3·11发生前一两年，又把海啸加了进来。但加进来的内容是到附近的平地或公园避难，但我们都知道海啸来了肯定要往高处跑。手册上说待在平地，如果是地震的话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考虑到海啸，待在平地就相当于等死。

刚刚长声老师也说了，日本人的思维非常一根筋。其实也有学生问老师是不是要跑到后山去才对，但是被老师阻止了。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心里也是骑虎难下，因为上山也面临着其他风险，所以他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而且防灾手册也说了具体的应对措施，那就照着上面写的做。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就不会这样，我们凭本能说话，海啸要来肯定大家都往高处走。

这个案例典型之处就在于，自地震发生的时候算，师生在操场上等了有50分钟，但其实到后面的山上只要5分钟时间。结果就错失了良机。副校长也死了，只有一个老师活了下来，但又巨大的心理问题。如果这些老师还活着，这件事就又不一样了。问题是老师也是受害者。

后面家长决定要不要诉讼，就又是一个问题。大川本身是个很小的小镇，日本这种小镇以学校为中心，学校旁有当地的行政公所，其实大家都在一条商业街上，低头不见抬头见，要和这些人对簿公堂，在心理上过不去。

但一旦有部分人决定诉讼的时候，就会有责任问题出来。所以在一开始有些家长非常较真，逼问校长到底是粗心大意还是过失。校长很诚恳地道歉，鞠躬也鞠得特别深，但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过失。

这个使我想到日本社会在近代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丸山真男批判的无责任体系。在近代主体意义上，作为有自由独立判断的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意识，被丸山真男称作近代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对于近代国家是一种精神基础，但是丸山认为，日本始终没有建立起这种意识，始终是无责任体系。像太平洋战争、3·11尤其是核泄漏也是这样。无责任体系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压抑的转移，就是从上到下、各种各样舆论的谴责、压抑，层层往下推，像推皮球一样层层往下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一个体系的平衡。受害人所追究的责任伦理也好，或者是一些法律诉求，就结果而言，最后成为一种和稀泥的状态。

• “读空气”的日本人：选择诉讼的家长除了与公权力对抗，还要与“空气”作斗争

李长声：读空气翻译成中文就是有眼力见，肯定都会有这种状况的。日本还有一个传统叫“村八分”，说的是维护一个村子的统一，大家都要一致。违反了村里的传统和规矩，全村的人都不跟你交往。有一个就是当你家死人大家都去，其它都不交往。对于这个要告状等等这个人，日本行使了这个传统，对他们就另眼看待、冷面相向。

知名作家：李长生

日本有一种警察推理类型的小说，讲一个警察特别不得了，脾气很倔，跟集体对着干。其实日本泡沫经济一度否定了论资排辈，但后来又有点回归了。因为破坏一个制度好像容易，但是要新建一个制度不那么容易。但年轻人现在没有那么读空气了。但年轻人可能只是年轻的时候独立、造反，年纪大了也回到旧的框框里了。

• 对政治冷感的日本人

李长声：日本的政治家、官僚机构，政治家那些选的大臣，跟官僚机构是隔开的，无论你换谁，官僚机构照样运转，除了大臣，下面基本都是官僚，官僚是按部就班晋升，到年龄就晋升。

刘柠：总而言之，日本社会、国民的政治关怀是一点一点在蒸发，相当于英文的non-political，去政治化，但是日本的去政治化不是被动的，是国民自主地去政治化，远离政治。日本可能是选举最多的国家，好像总是在选举。但每次选举的时候，投票率是越来越低。最近一次投票是60%出头，差点就不成其为选举了。

知名作家：刘柠

《巨浪下的小学》的作者是英国人，他在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下长大，又是一个有强烈政治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西方民主社会的运作有切身体验，但是他到日本以后，通过大川小学事件，他发现日本的民主制度也好，法制也好，司法制度也好，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不是说日本政治有那么腐败。日本的司法制度都是独立的，也都有法曹系统，是一套非常健全的法律系统，人员也都很专业，而且背后也没有行贿受贿，或是政治左右审判之类的因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50个家庭中选择审判的也只有23个家庭，而且是拖到了法律时效的最后一天，可见他们有多纠结。

在这样一个表面上有效运行的政治、司法、民主制度之下，其实日本还有一些自己的国民伦理，比如基于万神教或者神道教信仰的祖先崇拜等等。比如说在《巨浪下的小学》里，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灵异现象，一位叫直美的妈妈找不到孩子的时候，她可能内心认为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但她认为即使她死了，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我也还能够与她发生联系，接收到她的信息，于是她诉诸灵媒，想要找到她的尸体等等。包括后来住持做的那些工作，其实都是人、神之间的这样一种交通。

这在日本是非常普通的国民信仰。如果你从宗教人士的标准来统计的话，日本绝对信某一个宗教的人不多，但如果从国民心理比如祖先崇拜来考虑，日本当然是宗教国家，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所谓“山川草木悉皆成佛”。这本书里写到的这部分，我个人就很看中。在第109页，“海啸给这种信奉祖先崇拜的宗教也带来极大破坏，海水不仅冲走了墙壁、屋顶和人，还卷走了家庭祭坛、牌位和全家福，墓地拱顶被巨浪掀开，死者的遗骨、尸骨被冲得七零八落，庙宇被冲毁，记录了数代祖先名字的谱册也没能幸免。”（朗读书中原文）比如还有， “这个住持对我说，如果有火灾或者地震，很多人最先抢救的是牌位，而不是钱或文件。一些人因为回家取牌位才不幸遇难的。”（朗读书中原文）这种描述让我深深信服。日本有一个电影叫做《终级车站》，如果大家看过柳田国男的《远山物语》，或者小泉八云的《神国日本》你就会发现，这种祖先崇拜、泛神论的信仰绝不是泛泛而谈，是每一个日本人内心不会消失的东西。

比如一群日本上班族到外面出差的时候，路过一个小小的神社，上班族都会停下来回个头，郑重鞠躬，双手合十。这个完全不是做作的或者刻意做出来的，而是一种本能似的。小泉八云就说，日本森罗万象的大自然背后都有一颗超自然的心灵，有超自然的神灵，日本的一切事物包括地震，包括海啸等等在内，全部都有专门的神祗司掌。

日本这样一种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不是我们能够轻易理解的。对于日本这样一种基于远古的神道教到后来的佛教等等，这一系列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我个人认为蛮神秘的。我也不太懂，但是我认为他不是可有可无的，能在这样一个灾难面前，给人内心提供的一种支撑等等。

- 本文书单 -

《巨浪下的小学》

[英]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著

尹楠 译

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