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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求堂往事:田中庆太郎与中国文豪及藏书家们

人民中国·2021-03-02 09:03:00·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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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中日关系史上,有两家影响深远的书店。一家是位于上海的内山书店,另一家则是位于东京的文求堂。

作者:刘柠

在现代中日关系史上,有两位好有文化的书商,一是上海内山书店(现东京内山书店的前身)的创业老板内山完造,另一位是东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内山书店至今仍坐落在神保町的铃兰通上,而文求堂却已消逝于历史的景深中。

国人多知道神保町,却少有人了解东京的另一条书街——位于神保町正北一箭之遥的本乡。本乡扼寸土寸金的“文之京”的核心,交通极其便捷,且位于高地(本乡台)之上,无论去东、南、西哪一个方向,都一溜下坡,是绝好的散策道。

文求堂往事:田中庆太郎与中国文豪及藏书家们

本乡书店街是一处散步的好去处。书店街东侧(图片右边)即为东京大学的校园

书街上原先有两家汉学书店:琳琅阁和文求堂。前者位于本乡七丁目的春日通上,是我常泡不厌的百年老店。新冠疫情前,我还从那里买过两种书。后者最早在本乡一丁目,毁于关东大地震。复于六丁目重建,就在本乡通边上,东大赤门的对过,而现在只能从相关历史文献和汉籍出版物的版权页上去凭吊了。同为汉学系书店中的翘楚,两家书店自然少不了交流。比起纯古书店琳琅阁来,文求堂的事业大大超出了一般书店的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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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发行一次的文求堂书目

书店中的书店、古书店孵化器,是业界公论:先是在文求堂修业,然后独立开店的文求堂出身者所在多有。今天神保町田村书店和京都汇文堂的店主都是文求堂出身,临川书店和芸芸草堂的创业者,也与文求堂有关。作为一间专业汉学书店,文求堂还致力于学术出版,且出版并不以市场为导向,用田中老板自己的话说:“出版嘛,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所以,文求堂版的汉籍,极富学术含量和版本价值,也一向价格不菲。琳琅阁创业店主斋藤兼藏常听从北京回来的文化人议论,说“文求堂在中国的信用,大到使人吃惊的程度”。

此诚非虚言。周叔弢先生年轻时,“无意中得到一部日本田中庆太郎印行的莫友芝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莫氏的书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为底本,把所见和所知的版本列举出来并评其优劣,其中包括宋、元、明刻本和旧抄本很多,这就引起了他对善本书的兴趣,逐渐收集起来,积数十年的精力成为近代我国藏书的一大家,在北方和李盛铎(木斋)、傅增湘(沅叔)齐名。”(周珏良:《自庄严堪藏书综述》)文求堂本竟成了集大成的自庄严堪藏书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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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庆太郎(后排右侧)一家

1880年,田中庆太郎生于京都,祖业就是开书店,但与汉籍无关,起初是寺町四条的一家皇室御用书店,经营一些皇家典籍,连店名“文求”都是元号“文久”的谐音。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进入所谓“黄金十年”(美国学者任达说),日本社会对汉籍的需求激增,可输入渠道却极少。庆太郎回忆,“偶然机会从上海得到一份叫江左书林的书店的目录。这书店可以邮购,我父亲给一个什么人写了信,寄上一定的款数,就可以直接从上海把书寄到京都了,这就是我们最早的直接输入汉籍。”文求堂的转型,其实是从明治三十四年(1901)迁到东京后开始的。彼时,庆太郎已从东京外语学校(今东京外大前身)支那语部毕业,成了店里的少掌柜,始从北京和上海批量进口汉籍,“从上海买石印本、局刻本,从北京买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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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时年三十的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

东京外校时代,庆太郎与日本汉学大家岛田翰同学且要好。岛田家汉学渊源极深,他的点拨令田中茅塞顿开并受益终生:“必须先阅读《经籍访古志》,从外形上来认识书籍。最重要的是,最好读一下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此文在《文选》中就有。”拳乱消停后,田中第一次去了上海和苏杭,后又去了一次北京,算是试水。1908年,田中索性在北京置业,常驻现地,一面向中国学者、版本学家讨教,一面全力发掘善本珍籍资源,开始系统收购,凡三载。其间,与罗振玉、王国维、傅增湘、董康,包括法国东方学者希伯和在内的一干大咖广泛交游。回国后,仍不断往返于东京与北京之间。“在这一阶段中,通过公开和不公开的方式,田中购买了包括甲骨片、敦煌经卷、《四库全书》散本在内的众多珍贵古籍。”(钱婉约语)文求堂成了东京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汉籍和中国书画专门书店,田中自己则成了日本屈指可数的书志学者,养成了“看汉籍的天头地脚,便可以认出书籍的好坏”的眼光。不承想,1923年,本乡一丁目的老店竟毁于关东大地震,无数奇珍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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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重新建成的文求堂书店

1927年,田中另起炉灶,在东大对过起新店,且前瞻性地采用在当时来说造价高昂的水泥铁骨结构。建物有三层,店宅一体。古书店弘文庄店主反町茂雄记得,“昭和十六、十七年(1941—42),纸张供应紧张时,书店的一二层从地板到顶棚全都高高地堆满了出版用的洋纸。看见的人都很吃惊,而田中先生总是很得意的样子”。当时,田中瞅准了商机,在刊行汉籍的同时,也开始编印面向大学生的汉语教材和辞典。据汉学家伊藤虎丸回忆: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眼瞅着本乡通上,带中国牌楼式大屋顶的堂堂三层楼的书店盖起来。不仅卖古书和中国进口书,也从事出版。我这辈及之前的中文修习者,无论谁都会感到怀旧的中文教科书《急就篇》和《古文真宝》等文选,到岛田翰的《访余录》、中岛竦的《书契渊源》、长泽规矩也的《支那学入门书略解》和金堀诚二的《北京市民的自治构成》等,直到王国维解题郑玄注的《论语》存一卷(景敦煌本)等古典复刻本及书目、辞书(由田中本人编辑、校订者不下二十种)……当时的东大生都爱去文求堂买书,顺带着听田中老板“上课”。田中完全无视帝国大学教授的权威,词锋锐利,吐槽没商量。

这家本乡的书店俨然成了中国文学和东洋学的沙龙,以至于从关西来的学者说,“到东京来,哪怕不去东京大学,也要来一趟文求堂”。另一位汉学家、周作人作品译者松枝茂夫回忆:“因为乐于去听那些像被痛打一顿的教诲,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去文求堂。”不过,有趣的是,东大治中国学问的教授,几乎不登门,来的尽是东洋史学者。日大教授石田干之助、原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神田喜一郎、法政大学教授长泽规矩也和荷兰驻日公使馆员兼东洋学者高罗佩等人,是沙龙的常客。其中,还有一位中国人的身影,那就是中国流亡作家、诗人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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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日本时期的郭沫若

1928年2月,郭沫若因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受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住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市川市。正是在流亡的岁月,郭沫若实现了从文学家向史学家的转型,田中庆太郎可以说是最大的幕后推手。从1928年秋的一天,郭因当时没钱购买《殷墟书契考释》,而得到田中老板的指点,始接触到那方面的材料,到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国,十年间,郭出版著译计十三种,其中十种,是经文求堂刊行的。而另外三种由上海大东书局付梓的著作,也曾得到过田中的资助。

这一系列著作,不仅奠定了郭作为古文字学者和古史学者的地位,使其跻身所谓“甲骨四堂”,同时也为郭提供了一份起码的生活保障。对此,郭沫若在内心是感恩的。一次,松枝茂夫与郭一起从文求堂出来,下楼梯时,“他对我说:我和你一样,是从田中这儿领钱生活的劳动者。”这话令汉学后辈松枝茂夫感到羞愧,“与自己的一些小作品相比,郭先生在文求堂出的都是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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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全部影印),文物出版社,1997 年出版。收录有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自其市川寓所寄给文求堂店主人田中庆太郎父子的书札约230封

长泽规矩也在《回忆与文求堂主人的交往》一文中,也提到了郭沫若:

我这个人讨厌逢迎,所以,战后郭氏成了名人来日时,我也没有特意去拜访他。我对郭氏的敬佩之处是,在他访日的百忙之中,还特意赴叶山,到文求堂主人的墓前表示敬意。郭氏在日本时,警视厅常到文求堂去,向主人一一查问郭氏的动向,文求堂主人一概都设法给庇护过去了。战争开始后,郭氏对文求堂主人什么都没说,就将太太、儿子留在那里,自己秘密地独自回国了。他走之后,主人对郭氏的行为也是能够理解的。

据不完全统计,文求堂刊行的出版物不下二百种。文求堂版汉籍和出版物,不仅对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二十年代,便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瞩目。上面提到藏书大家周叔弢,因受文求堂刊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的影响,而开始锐意搜求善本珍籍,是一个例子。鲁迅人在东京时,曾住过本乡的西片町,理论上,肯定去过文求堂老店,但缺乏资料,尚难下定论。不过,早在他赴厦门时期,便收到过文求堂所赠抽印《古本三国志演义》,共十二页,由淑卿(许羡苏)代收并转寄,这是《鲁迅日记》中关于文求堂最早的记录(1926年10月21日)。后来,就多了起来。鲁迅一直在关注文求堂的动静,双方甚至有过直接的合作,如文求堂刊行《鲁迅创作选集》(1932年4月版)等。1935年底,田中庆太郎的女婿、后任金泽大学教授的增井经夫,受岳父之托来上海探望鲁迅,代田中表达了希望这位不大健康的中国文豪,能来田中在叶山的别墅疗养的愿望,那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鲁迅日记》12月14日,有“为增井君作字一幅”的记载。这幅字后来一直由增井珍藏,内容是唐人刘长卿的五绝《听弹琴》:

泠泠七弦上

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

今人多不弹

翌年1月5日,《鲁迅日记》中又记“增川君赠果合一具”,但增井的“井”字误写作了“川”。直到3月15日,鲁迅再次收到已经回国了的“增井君寄赠虎门羊羹一包”。

文求堂往事:田中庆太郎与中国文豪及藏书家们

《日中友好的先驱者 “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田中壮吉(日)编辑,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年11月版

而更主要的,是鲁迅对文求堂出版活动的关注。鲁迅生前曾与创造社结过梁子,因此,除个人关系比较亲密的郁达夫之外,似乎刻意与创造社诸君保持距离,对郭沫若更是有过著名的“酷评”。可尽管鲁迅对文学家的郭不感冒,对作为古文字和古史学者的郭,却颇在意——文求堂刊行的郭的论著,鲁迅几乎是出一本收一本。

而田中庆太郎毕竟是职业书商,不可能一直做不赚钱的学术出版,赔本赚吆喝,而放弃“主业”——珍本善本交易。据《弢翁藏书年谱》,周叔弢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正月31日目下记载:

是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著录宋、元、明本书凡百余种,其中多为傅增湘旧藏,尤以北宋本《通典》、绍兴本《东观余论》最为罕秘,系海内孤本。

二月十二日目下记曰:

从书目获知,日本藏北宋本《通典》索价一万五千元,因力弱未能赎,遂以日金一千元收得《东观余论》一书,并记之。

后在《东观余论》的题识中,尽管弢翁自我纾解,谓“以日金一千元购此书(指《东观余论》——作者注)归国,聊慰我抱残守缺之心”,其实仍在为痛失《通典》而窝心不已:“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余乃借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噫!”

过了没多久,《通典》即被日本定为“国宝”而不准出口,乃至弢翁“多年之后提起还遗憾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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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蕴青,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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