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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

人民中国·2020-11-26 09:02:00·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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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谷崎润一郎一生只有两次外游,且目的地都是中国……

作者:刘柠

谷崎润一郎殁后五十五载,人气未减,在文坛,被尊为“大谷崎”(三岛由纪夫、丸谷才一语)。他留下的海量作品至今仍在被广泛阅读,不仅小说、随笔不断再版,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多成了经典。这在战前的日本文豪中,几乎是除了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之外所仅见。其他如森鸥外、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等大作家的作品,基本只能在旧书店或图书馆中邂逅了。

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

长篇小说《细雪》可谓谷崎润一郎的扛鼎之作,描绘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阪一大户人家四姐妹的生活和婚恋纠葛,被多次搬上荧幕

作为耽美派重镇,谷崎文学的一个重要面向,是都会文本。这当然主要源于作家土生土长的“江户子”出身,但同时也与中国有关,特别是上海。说来也怪,日本史上最洋范儿的时期是大正,而谷崎作为大正期文豪,迁居关西之前,曾长年住在横滨山手那种洋人扎堆之地,还写过如《痴人之爱》那样字里行间泛着黄油味的颓废小说,却绝少有海外行旅——终生只有两次外游,且目的地都是中国。

首访是1918年(大正七年)10月9日,从东京站出发,乘列车赴下关。从下关乘关釜客轮,抵釜山。然后,穿越已成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和“满洲”,到北京,再一路南下。从汉口下九江,自南京向苏州,途径上海去杭州,最后再从上海归国。此番游历,实际上是谷崎内心长年挥之不去的中国情趣的一次现场彩排。其直接成果,则是《中国旅行》《苏州纪行》等游记。

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

2018年出版的《秦淮之夜》收录了谷崎润一郎于1918、1926年两次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游记、日记、散文等作品

所谓“中国情趣”(即谷崎笔下的“支那趣味”),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文化概念。它并不是指从近世、幕末,直到明治期,日本知识人的汉学教养,说的是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并跻身列强俱乐部之后的日本,以“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主体意识,来重新打量大陆时所抱有的某种文化“乡愁”,即所谓“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这种思潮滥觞于大正末期:1922年(大正十一年)新年伊始,《中央公论》1月号,推出了“中国情趣研究”特辑,由五篇文章组成,篇幅达56页。其中,谷崎润一郎的《何谓中国情趣》一文,带有基调文章性质,文中写道:“面对具有如此魅力的中国情趣,能感受到一种如同遥望故乡山河时的不可思议的憧憬之情。”可以说,谷崎正是“中国情趣”的重要阐释者。

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

中央公论新社2003年出版的有关谷崎与东方主义的研究论著

谷崎的大陆首访,历时两个月,因中国的现代新文学尚未发生,未能实现与大陆文学界“对接”的目标,充其量只是一次文化观光。美国学者唐纳德·金甚至酷评道,“令人觉得渔色才是主要目的”“虽然生出了几篇旅行记,但并未对谷崎文学产生深刻影响”。虽说是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之旅,但对校正作家内心的中国情趣却不无助益。总的说来,谷崎更喜欢南方:“有人问我其中何处最有意思,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南京、苏州、上海这一带。那一带从北方看来景色非常秀美,树木茂盛,人也长得漂亮。”“越往南方走,就越舍不得在朝鲜、中国的满洲一带花钱。以后想在春季再度去中国一游。”(1918年12月19日《中国旅行》)

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

2017年出版的《谷崎润一郎精选集》精选了其十一部作品,囊括了谷崎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果然,1926年(昭和元年)年初春,谷崎再次踏上了大陆之旅。这次是直奔“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的核心——即所谓“魔都体验”,一个多月的时间,统统泡在了上海。此时的作家,已今非昔比:拜出版业新近推出的“元本”之所赐,版税进项多多。大正文坛领袖身着挺括的西装,怀揣大把旅费,在魔都“花了个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勃兴,上海是策源地之一,人才济济,“像商务印书馆这样有名的出版社,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就有六七名,而且正在计划组译现代日本的小说和戏剧”。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告诉谷崎,他来上海的消息一见报,中国文学家中间有不少人想见他。随后,在内山书店的“文艺消寒会”上,谷崎见到了当时在沪的几乎所有的新锐作家,并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左翼文人结成莫逆之交。如果不是为时稍早,鲁迅的上海时代尚未开启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谷崎会与他痛饮绍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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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与七年前相比,第二次中国游记,无论是谈魔都见闻,还是文坛掌故,抑或是文人冶游,都相当接地气。不少桥段,令人莞尔。如在租界的夜总会,他邂逅一位妙龄东洋舞女,长得酷似《痴人之爱》中的女主人公,且熟悉谷崎文学,哭着喊着央求作家带她回日本,并介绍到“日活”(日本活动映画会社)去。谷崎说:“你回到日本去干什么呢?像你这样的女子在上海不是更有意思么?”女郎幽幽地说:“在这样的地方没意思,只会一点点堕落下去……”起初,作家对魔都的纸醉金迷颇迷恋,甚至动了置屋的念头,可“结果却大失所望,铩羽而归”,觉得“要了解西方,还须到西方去,要了解中国,还须得到北京去”。

不过,作家终未能去成北京,且回国后,便“渐渐向西式生活挥手告别了”。至此,谷崎的创作,从中国情趣开始回归传统日本的阴翳之美。但中国情趣虽已成过去时,作家内心的中国情结却始终挥之不去。与中国知识人一直保持通信,后田汉、欧阳予倩、凌淑华等作家访日时,必出面接待,尽地主之谊。1927年,田汉与雷震赴日时,谷崎亲自陪同游览关西,“日饮道顿,夜宿祇园”(田汉语)。1955年,郭沫若作为新中国领导人访日,谷崎与之做了三小时长谈,坦言自己“虽然很想去北京,但从战前到战时,因讨厌被军部利用,故未能成行”。

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

谷崎润一郎(1886—1965),田沼武能摄

不仅如此,谷崎还惦念着周作人、钱稻孙等“落水”的故知。据香港作家鲍耀明透露,六十年代初,久违“日本味”的知堂(周作人的号),甚是怀念盐烤饼、七福神酱菜等日本小吃,请托鲍代为入手。鲍遂写信给谷崎,请他从东京惠寄。谷崎遵命采购,并托付访华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见藏“人肉”到北京,同时还捎去了致田汉的信和近照及给钱稻孙的书,聊补对北京的念想。应该说,如果不是健康原因的话,谷崎原本是会去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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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蕴青,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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