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兄弟关注的日本名记者——长谷川如是闲

作者：刘柠

去年，我从坊间淘了一本书：《日本现代史》。作为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民国专题史”丛书中的一种，十六开精装，其实是民国时代旧刊的影印本。碍于出版年代，这本书只写了从明治到大正六十年的历史，在今天看来，虽已难称“现代史”，但仍有其学术价值。不过，这是题外话。吸引我掏荷包者，与其说是书的内容，不如说是著者的名字——长谷川如是闲。

民国专题史丛书之《日本现代史》长谷川如是闲 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长谷川如是闲，似乎是一个被历史尘埃湮没了的名字。可在战前，媒体曝光度却相当高，且影响力溢出国界，在中国和欧洲均不乏研究者，对战后日本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当的辐射。

1881（明治十四）年，出生于深川扇町（即今东京都江东区木场），原名山本万次郎。山本家祖上是为江户城筑城宏业提供栋梁的职人，从父辈德治郎开始，经营木材。1884年，万次郎被过继给曾祖母，改姓长谷川。山本家三兄弟，万次郎的兄长山本笑月是《朝日新闻》记者，胞弟是日本画家大月静方。

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土门拳摄于1951年

1893年，入东京法学院（今中央大学前身）英语法学科。毕业后，先入陆羯南创设的日本新闻社，两年后，进入大阪朝日新闻社。做社会记者的同时，主持金牌专栏“天声人语”的编务，以雅号“如是闲”为笔名写作，风格辛辣幽默，遂广为人知。大阪朝日是“大正民主”的吹鼓手，在出兵西伯利亚等问题上，对寺内（正毅）政权多有批判。1918年，如是闲操觚的一篇曝光米谷商囤积大米，伺机高价倒卖的投机恶行的报道，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并成为“米骚动”的导火索。但作为社会部长的如是闲也因言被祸，与后来成为左翼政治家的大山郁夫一起辞职。翌年2月，又与大山一道创刊了《我等》《批判》等杂志，继续“文明批判”的志业，因而被视为日本独立记者（Free Journalist）的先驱。从大正到昭和初期，长谷川以启蒙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为思想资源，立足于进步的常识（Common Sense）立场，展开对国家权力的批判，著有《现代国家批判》等著作。在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之初，便出版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批判》一书，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亮出独立知识人的不合作立场。

惟如是闲既是政论家，也是学者，所以他并不是单一地从政治到政治，或从文学到文学，而是从历史、文化、民俗，乃至料理等侧面着眼，重新审视日本社会，力求客观、立体地阐释一个文化日本。他在于战时出版的《日本的性格》（1938年）和《续日本的性格》（1942年）等著作中，从四个方面来定义日本的文化性格：

1、宽容的品格（海外文明摄取）；

2、经验主义的倾向；

3、文明的国民性；

4、平和的性格。

既左右逢源，自圆自洽，又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日本主义”“皇道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作为岩波新书出版后，大畅其销，一册难求，甚至被邻国作家周作人引为知音。周作人在《怠工之辩》（收入《苦口甘口》）中写道：“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意见，是颇强人意的事……”

知堂所说的“同乡友人”，其实指的是弟子、出版家陶亢德。1944年，陶寓居东京时，曾慕名拜访长谷川，后写了篇长文《访长谷川如是闲》（收入《陶亢德文存》，第二册）。在陶的笔下，这位日本文坛前辈是“穿和服，发已白，长身材，戴眼镜，貌丰厚的老者”。“陶向长谷川当面表达了想译介《日本的性格》的意愿，并求写一篇序文。长谷川当即应下，但表示“最好把译文给他看过一遍”，他“幼时曾读过中国古籍，汉文能够读而不能讲”。接着，陶与之谈起文学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长谷川说：“要了解日本，单靠文学一方面没有用处，诸如科学，美术工艺均得明白才行。”在谈及“外人”如何才能理解日本时，他又提到“把握日本精神”之重要性，透出职人出身的家世：

理解日本精神单靠书本并无多大用处，须以东洋人之心理解之，从各方面体味之。例如日本椽柱无雕饰即日本精神之表现。各国均以雕刻示文化，日本则不然。雕刻普通学三五年可成，日本这种无雕刻椽柱之制作，却须学到二十年。这就是日本以单纯简素表现高度文化之处。

其实，先于周作人，陶亢德对长谷川如是闲最初的了解源于鲁迅。早在1933年11月，陶就在与鲁迅的通信中，领教过这位文坛巨擘对东洋名记者的评价：“……长谷川如是闲正在出全集，此人观察极深刻，而作文晦涩，至最近为止，作品止被禁一次，然而其弊是一般不易看懂，亦极难译也。”（见《鲁迅全集》第12卷，252页）所谓“极难译”云云，显然是经验之谈：鲁迅曾经翻译过长谷川的两篇随笔《圣野猪》和《岁首》，分别刊发于1925年的《旭光》旬刊第4期和1926年1月7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

《长谷川如是闲集》全12卷（岩波书店、1989.10～1990.9）

说起来，鲁迅对长谷川的关注，由来已久。查《鲁迅全集》，涉及长谷川的记述共四处。在杂文《略伦中国人的脸》（收入《而已集》）中，鲁迅称赞“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又在《说面子》（收入《且介亭杂文》）一文中，转引长谷川闲说“盗泉”之语，讽刺时下的正人君子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

陶亢德拜会长谷川时，距鲁迅逝世已经过了八年，“寒暄之后，我先说起曩年鲁迅先生信中介绍先生作品的事。回说是在三十年前，曾与鲁迅先生有过一面之缘。”这里，老先生的记忆有误：“一面之缘”是不错，但时间应是在十六年前，而不是“三十年前”。据《鲁迅日记》记载：

十一日 星期。曇。下午玉堂来。梓生来。晚内山完造招饮于川久料理店，同席长谷川如是闲、郁达夫。（1928年11月11日）

三天后，鲁迅再往内山书店，买了三种书，收了日本友人的一封信并画面一枚。“傍晚，又往交《彷徨》《野草》各一本托代赠长谷川如是闲”，想必是签了名的钤印本。

战后（1946年3月），长谷川如是闲当选最后一任贵族院敕选议员，并参与了制宪工作。1947年，被选为帝国艺术院会员。晚年，在小田原市板桥的一处深宅中，如是闲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直至去世（1969年11月）。享年94岁，终身未婚。

编辑：陈蕴青，图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