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身为“中国通”和“日本通”的傅高义

12月20日，距离不平凡的2020年还有10天就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以90岁高龄病逝。让中国人感到诧异的是，在海外最先报道出来这个消息的国家，不是中国，而居然是日本。

为此，笔者听取了日本外务省一位希望匿名官员的看法。他说，在日本，人们对傅高义的重视，首先因为他是“日本通”。他当年撰写的《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等书，不仅描述、梳理了日本战后崛起的现状，更给美国的对日政策的战略调整提供了依据。所以，无论是日本政府的外交智库方面，还是日本专业研究人员方面，都一直与傅高义和他的家属以及助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所以，这次是日本最先得到并且发表了傅高义病逝的消息。

日本外务省这位匿名官员强调，最难得的是，傅高义是美国罕见的“日本通”和“中国通”。这样，中国的官员与学者希望通过傅高义了解并分析邻国日本，日本的官员与学者也希望通过傅高义了解并分析邻国中国，他无形中成为“中日交流的美国媒介”。傅高义先生最大的特点，它作为“日本通”和“中国通”，不是在“知识”上，而是在“见识”上，或者说它有选择地用“知识”表达了自己的“见识”，发挥了舒缓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为止，人们仍然可以看到美国有许多高层官员向傅高义咨询对日看法、对华看法，但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位美国官员凭可以借傅高义先生的一本书、一句话发出对日、对华“作战”的叫嚣依据。

傅高义先生病逝后，中日两国媒体都有“大师已走”、“通者不再”的感慨。记者常年位于前沿坚持国际问题报道，其中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冷战结束以后，那种本称为“某某国通”的人物原来越少。其原因应该在于冷战结束后带来的“铁壁坚墙”被不断地打破，各国的国门进一步的敞开。冷战时期，国际关系领域里所谓的一些“通”，首先表现在资料的大量、独特的占有上。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日本的“中国军事通”，走进他家宽敞的客厅，沿墙一排摆放着几乎所有当时能够与中国军事有关的报刊。此人很少涉足中国土地，却写出了10多本有关当代中国军事的书籍。另外，笔者还采访过一位日本的“中共党史通”，他凭借着冷战结束前台湾情报机构在海面上从中国大陆渔民中“购买”的各种“文件”进行研究而成为专家的。这样看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在各种资讯泛滥并且难以判断的今天，要想成为国际关系的“大师”或者“通”就不容易了。

鲜为人知的是，当年美国哈佛大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按照1840年来分界的。1840年以前的历史和问题，归著名汉学家杨联陞先生领衔研究；1840年以后的历史和问题，归著名汉学家、国际问题学家费正清先生领衔研究。但杨联陞先生与费正清先生因为学识认识以及胸怀的不同，是很少来往的。而傅高义先生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时师从杨联陞先生和费正清先生。

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在东京与应邀到国际文化会馆讲学的傅高义先生见面时，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他。傅高义先生表示：“能够拜两位见识不同的大师为师，才让我自身有了真正的成长。只听一面之言，不会成为真正的学者的。”

今天，在人们为傅高义离去而惋惜的时候，他的这番话与研究经历应该还是感人心怀颇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