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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身为“中国通”和“日本通”的傅高义

蒋丰·2021-01-12 09:06:00·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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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海外最先报道出来这个消息的国家,居然是日本。

12月20日,距离不平凡的2020年还有10天就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以90岁高龄病逝。让中国人感到诧异的是,在海外最先报道出来这个消息的国家,不是中国,而居然是日本。

为此,笔者听取了日本外务省一位希望匿名官员的看法。他说,在日本,人们对傅高义的重视,首先因为他是“日本通”。他当年撰写的《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等书,不仅描述、梳理了日本战后崛起的现状,更给美国的对日政策的战略调整提供了依据。所以,无论是日本政府的外交智库方面,还是日本专业研究人员方面,都一直与傅高义和他的家属以及助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所以,这次是日本最先得到并且发表了傅高义病逝的消息。

怀念身为“中国通”和“日本通”的傅高义

日本外务省这位匿名官员强调,最难得的是,傅高义是美国罕见的“日本通”和“中国通”。这样,中国的官员与学者希望通过傅高义了解并分析邻国日本,日本的官员与学者也希望通过傅高义了解并分析邻国中国,他无形中成为“中日交流的美国媒介”。傅高义先生最大的特点,它作为“日本通”和“中国通”,不是在“知识”上,而是在“见识”上,或者说它有选择地用“知识”表达了自己的“见识”,发挥了舒缓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为止,人们仍然可以看到美国有许多高层官员向傅高义咨询对日看法、对华看法,但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位美国官员凭可以借傅高义先生的一本书、一句话发出对日、对华“作战”的叫嚣依据。

傅高义先生病逝后,中日两国媒体都有“大师已走”、“通者不再”的感慨。记者常年位于前沿坚持国际问题报道,其中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冷战结束以后,那种本称为“某某国通”的人物原来越少。其原因应该在于冷战结束后带来的“铁壁坚墙”被不断地打破,各国的国门进一步的敞开。冷战时期,国际关系领域里所谓的一些“通”,首先表现在资料的大量、独特的占有上。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日本的“中国军事通”,走进他家宽敞的客厅,沿墙一排摆放着几乎所有当时能够与中国军事有关的报刊。此人很少涉足中国土地,却写出了10多本有关当代中国军事的书籍。另外,笔者还采访过一位日本的“中共党史通”,他凭借着冷战结束前台湾情报机构在海面上从中国大陆渔民中“购买”的各种“文件”进行研究而成为专家的。这样看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在各种资讯泛滥并且难以判断的今天,要想成为国际关系的“大师”或者“通”就不容易了。

鲜为人知的是,当年美国哈佛大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按照1840年来分界的。1840年以前的历史和问题,归著名汉学家杨联陞先生领衔研究;1840年以后的历史和问题,归著名汉学家、国际问题学家费正清先生领衔研究。但杨联陞先生与费正清先生因为学识认识以及胸怀的不同,是很少来往的。而傅高义先生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时师从杨联陞先生和费正清先生。

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在东京与应邀到国际文化会馆讲学的傅高义先生见面时,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他。傅高义先生表示:“能够拜两位见识不同的大师为师,才让我自身有了真正的成长。只听一面之言,不会成为真正的学者的。”

今天,在人们为傅高义离去而惋惜的时候,他的这番话与研究经历应该还是感人心怀颇有启示的。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日本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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