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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小通书屋·2019-10-23 11:32:00·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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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为了抵御各种灾难,日本人建立了堪称完美的防灾体系。这也是日本民众面对各种突发危机时,也能井然有序的原因。然而,八年前,面对一场罕见的巨大灾难,来自同一所学校的74个孩子,在老师的看护下仍然不幸遇难。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文丨潘达君


小通说 -

日本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为了抵御各种灾难,日本人建立了堪称完美的防灾体系。这也是日本民众面对各种突发危机时,也能井然有序的原因。

然而,八年前,面对一场罕见的巨大灾难,来自同一所学校的74个孩子,在老师的看护下仍然不幸遇难。

74条鲜活生命的逝去,警醒了所有人。

他们创造了滴水不漏的防灾体系,却也葬身于这张精细的网。


在日本,八年前的某一天,被人们心照不宣地称作“那一天”(あの日),我们外人听起来语焉不详,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个表述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那一天是2011年3月11日下午2时,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和福岛核泄漏。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的第四大地震。

这场灾难中共有1.8万遇难者,只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的看护下仍然不幸遇难,其中竟有74个孩子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川小学。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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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

3月11日这天是大川小学六年级女生万野的生日,下午放学后,全班人为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生日歌刚唱到一半,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老师在教学楼里跑上跑下,没过多久,孩子都戴上安全帽,井然有序地在空阔的操场上排好了队。

此刻,待在家中的妈妈们也都经历了这场震动。虽然心中惦念着还没回来的孩子,但常识告诉他们,孩子待在学校要比在家里安全。

还有不少妈妈说,孩子此刻只是被困在了学校,说不准正在体育馆里办睡衣派对呢。

第二天一早,孩子还是没回来。但家长听说会有直升机前去营救,便迅速分好工:男人清理出让直升机降落的空地,女人则准备饭团和便当。

但从早上等到晚上,直升机都没有来。

一种异样的不安开始出现在家长心中。

灾后第三天,也就是3月13日,在这种不安的驱使下,今野仁美一早便出发去学校。这段路平时只需要走20分钟,这次却花了一个多小时。

刚走到学校附近的大桥,仁美就看到了学校,它被树干、房梁、船、床、自行车、棚屋、冰箱、轿车包裹着,周边建筑几乎都被海啸夷为平地,只有校舍岿然不动。

“那就是地狱,”仁美说,“一切都消失了。就好像掉下了一颗原子弹。”

淤泥、垃圾、残骸、荒原,一个个已经没有人形的躯体一丝不挂,散乱地躺在破败不堪的平原上。这幅景象与日本浮世绘中所画的地狱并无二异。

3月11日那天原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五,整个学校都沉浸在周末即将来临的轻松与欢乐之中。孩子在教室里一边听老师临周末前的训话,一边跟邻桌小声商量着周末去哪儿玩。

但学校在顷刻间变成地狱,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孩子这些稀疏平常的日常,似乎全都变成了不可多得的奇迹。而那个在地震发生之时过生日的孩子,她的生命也就永远停留在了生日那一天。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人们小心翼翼地踏进这片地狱,把横七竖八的树干和木桩一一拖开,撬开被冲毁的车门。一旦发现尸体,他们就抬去桥对面的交通岛,女人则在那里摆好尸体,再用从河里提上来的浑水冲洗。

每个人都一边流泪,一边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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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杀死了孩子?

学校一共有108个学生。海啸发生时有78个孩子在学校,其中74个孩子不幸遇难。

“我们都相信他们第二天就能回来,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安全,因为他们在学校。”

在学校就相当于安全代名词的日本,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震动了整个日本社会。

成年人也未能幸免,11个老师中有10个遇难——唯一幸存的老师远藤纯二自然成了事件的焦点。常人看来,远藤是位相当成功的老师,老是带孩子做趣味小实验,非常受欢迎。

而且,他在之前任职的学校专门负责防灾,曾因发现防灾手册中的避难高度不足以抵抗海啸,及时加以纠正,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学校本是完美的庇护所,经验丰富的远藤更是让学校万无一失。

但事实是,孩子都遇难了。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学校的钟停在了海啸袭来的那一刻

远藤支支吾吾地说,当时自己正忙于安抚学生,并没有参与关于逃生的讨论,等自己忙活完,才知道其他老师已经决定去河岸的交通岛。

老师是不知道海啸会来吗?

当然不是。

当时,校长柏叶照幸不在学校,副校长肩负起了全校师生的安危。就在师生都在操场上待命时,他正通过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海啸警报。

其间,有两个男孩提议爬到山上去,不然“地面会裂开,把我们都给吞进去”。但老师不准他们说话,他们只好老实地回到班级队伍中。

操场上的所有人都等着副校长做出决定,就在操场等了40多分钟之后,他做出了与那两个男孩完全相反的决定:去河岸边的交通岛避难。

就是副校长这个决定,把孩子一把推入了海啸这头巨兽的血盆大口。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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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这场悲剧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一位老师的错误决策,那悲剧就成了闹剧,一个人的乌龙导致80多人被海啸吞没。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副校长为什么没有领着孩子往后山疏散,而是迎着海啸袭来的方向走去?

在日本,每个学校,不论大小,不论公立私立,都有一本厚厚的应急手册,规定着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自然包括了自然灾难来临时的避难措施。

大川小学也有一本,上面细致规定了一旦发生地震或海啸等灾难,要去哪里集合避难,上面写着:

“发生海啸的二次疏散地点:学校附近的平地或公园。”

但稍微观察一下四周就会知道,那是乡下,没有公园,有的只是空地。

而且,大川小学本来就靠河,如果继续待在学校附近的平地,那根本不足以抵抗逐步攀升的海水,唯一正确的逃生方法,就是上山。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大川小学靠河,背靠一座两百多米的山

但是,学校事前并没有做出任何调查或更详尽的考虑,只是简单地套用通用的模板:海啸来了,就去附近的平地,哪怕那里将被海啸吞没。

常识告诉我们,水来了就要往高处跑。当时,也有学生站出来,发出最后的呐喊:

我们应该爬到山上去,老师。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地面可能会裂开,把我们吞进去。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可能会死掉!

但老师让他闭嘴:

如果海啸没来,孩子反倒在爬山过程中受了伤,该怎么办?

最后老师还是决定遵守手册上的规定,放弃“危险”的山路,选择“安全”的河岸。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你可能会说如果一开始就加一条真正适合大川的避难措施,那老师遵从手册的行动,就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众所周知,日本拥有堪称完美的防灾系统,抗震系数极高的教学楼、及时的预警、频繁的演习,以及细致完善的手册。多亏了这完美的系统,日本在这次大地震中只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的看护下身亡。

在系统运行正常时,日本人只需要按部就班就能获救,但在规则明显存在异样的情况下,还是选择按部就班——这才是问题所在。

正是这种对规则和系统的迷信,让老师们带着孩子走向 “学校附近的平地或公园”,走向河岸的交通岛,走向巨浪,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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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谋杀

对于家长而言,谋杀孩子的,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怪物。

做出错误决定的副校长已经不在人世,家长能够发泄怒气的对象只有校长。

校长当天刚好不在学校,这当然不是他的错。但让家长气愤的是,他在灾后第六天才出现,到了现场也没有帮忙救援,而是直奔学校的保险柜。

“你知道每个班失踪孩子的人数吗,校长?不看那张纸。你不知道,不是吗?你必须要看着你那张纸。我们的孩子——他们只是一张纸吗?他们任何一个的脸你都不记得,是不是?”

但校长只会说,“我道歉,为我的反应迟钝,以及其他失误表示深深的歉意。”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遇难孩子的家长手持海报上街,海报上写着“明明乖乖照老师说的话做了”

即使事情真相已经曝光,校方也仍然不愿承担错误,甚至隐藏重要线索,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鞠躬,重读冷冰冰的官腔声明。

官员都不在乎百姓的性命吗?

不完全是。事实上,他们作为个人,个个都不辞辛劳,尽责敬业,如果没有他们,这场灾难造成的损失只会更大。

但一旦有人要问责他们所在的组织或集体时,这些英勇的个人就开始缩成一团,躲到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护伞之下。

个人,可以下跪认错,但集体的失败,绝对不能承认。

所以,为了保护组织的声誉免受损害,官员选择了沉默。

就像福岛核泄漏刚发生之后,东京电力公司决定隐瞒情况,当年批准建核电站的政府也自欺欺人,直到七年后才首次公开承认确实有人因核辐射而死亡。

是谁杀死了这74个孩子?

面对这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嘴、但死不认错的官员,家长无奈选择上诉。

想必很多人都会以为,全体家长会团结在一起,组成控诉团,要求道歉和赔偿。但事实是,只有四五个家庭愿意上法庭讨说法,而且他们在收集证据的同时,还要忍受其他村民的指责。

在日本社会,尤其是乡村,大家普遍认为,闹上法庭是一件丢脸的事,说明你不识大体,硬要做出头鸟,破坏了和谐气氛,会被定义为“缺乏常识的人”。

而这些常识,就像大川小学那本手册上的条条框框;而这些要控诉学校的家长,就像那天提议爬山的男孩,被要求保持安静,不要再说话。

他们创造了滴水不漏的防灾体系,却葬身于这张精细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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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浪下的小学》

[英]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一次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一个撕开日本社会精致表象的心碎故事

《卫报》《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福里奥文学奖得主

“灾难新闻写作未来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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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读了就放不下的书

当地表裂开,海水灌入,人间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

这是一次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也是一个撕开日本社会精致表象的心碎故事。

老师们明知海啸即将到来,为何还迎着海啸即将袭来的方向走去?一场原本可以躲避的天灾,酿成了再荒谬不过的现实。

本书作者是《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帕里,他花费了6年时间进行跟踪报道。书一经出版便收获英美日三国读者齐声好评:“没有人更适合写这个离奇悲剧”,这是“一个值得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应该被拍成纪录片或纪实电影”。

这不仅是一本读了就放不下的书,也是一堂发人深省的课。今年你再也不会读到比这个更好的非虚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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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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