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日本女性心理健康工程迫在眉睫

疫情之下，多事之秋，受此影响导致的极端事件集中多发。1月中旬，在感染人数居高不下的东京，患新冠肺炎的年轻妈妈在家隔离休养期间自杀的事件引发了日本社会高度关注，而媒体披露的其中原因是“或因为传染给了丈夫、孩子而苦恼”。身患重疾尚全力生存，肺炎远不至生命危险却轻率撒手人寰，这让外界不得不聚焦自杀、女性、疫情三者交织下的日本社会心理健康现状。

在各类压力只增不减的日本社会，自杀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日本则多年来被冠以“自杀大国”的名称。值得关注的是，受疫情影响，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超过2万人，其中女性自杀趋势明显，包括中小学生和高中生。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调查推算显示，全国约有90万女性苦于疫情造成的经济、家庭压力之下。公益法人“东京精神健康广场”受理的包括自杀倾向在内的咨询和求助中7至8成均为女性。日媒认为，疫情的无情凸显了日本女性特有的悲剧。可以说，疫情进一步凸显出，日本女性心理健康工程真的是迫在眉睫了。

第一，应该说日本女性难逃家庭之缚。如果说日本社会集团意识很强，那么对于依然受制于家庭束缚的女性而言，家庭既是传统文化强制性施加给的不得不面对的“用武之地”，又是缺失自我、深陷与社会脱节深渊的“噩梦场”。为家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无罪，但社会鲜明的男权主义导致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始终处于心理和精神孤独的亚健康状态，日本人性格属于内敛性，感染新冠肺炎更是难以言表，另不少女性无处倾诉，缺少精神支援。同时，女性在扮演家庭中主角作用有着强烈的责任，往往因“做事不利”陷入自责，疫情之下更是面临双重心理压力。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因疫情造成家庭成员居家共处时间增长，女性对从事家务的满足度大大降低，也折射出其心态的微妙变化。

第二，应该说日本女性难破经济弱势之难。为促进女性在职场和社会发展，日本2016年出台“女性活跃推进法”，但在实际执行中阻力重重，效果乏善可陈。由于女性仍大多从事服务性、辅助性工作，包括餐饮、旅游等行业，以及大量的兼职员工，疫情之下，这些行业首当其冲，深受影响，使经济和生存的困境成为压倒女性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孤独承受压力的女性更容易走向极端。

第三，应该说日本女性难获政策之助。早在日本新冠肺炎疫情第3波尚未开始之际，内阁府“智囊会议”就指出，疫情的冲击让“女性处于不利状况的日本社会构造进一步凸显”。为此，该会议还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改善女性占比高的行业就业措施的“紧急建议”。女性在日本社会整体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不争事实，也并非因疫情而起。表面看，日本拥有相对成熟的涉及防自杀、心理辅导、家庭暴力等心理健康应对体系，但女性当前面临的困难现实恰恰反映，女性难以在政策上获得政府实质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自杀女性中小至无法去上学的中小学生，高至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女性，从侧面也说明日本政府行政缺失是多方位的。

关爱和呵护不能止于表态，分析和求证不能仅凭数据，疫情肆虐之下，日本女性的心理健康工程刻不容缓。但现实也表明，要想为之治根，恐怕不是单纯的交心安抚所能达到的，还需整个社会系统动起来。疫情面前，无人独善其身。日本女性面临的这个课题，也值得其他国家关注。